另外一场戏是，因为女儿未婚先孕，胡根娣拿着老公的剁骨刀去找女儿的情人算账。原来的剧本里并没有提到胡根娣的反应，但我认为，上海人很要面子，一有风吹草动，弄堂里早就传开了，作为母亲胡根娣不可能没有表示。于是我建议导演让胡根娣去找女儿的情人“算账”，但是她本性善良，在挑刀的时候有些犹豫，最后也没有用刀伤人。这些细节太贴近老百姓生活，稍微处理不当，观众就“出戏”了。
记：在剧中扮演您丈夫的林永健老师此前曾幽默地表示您是他的“梦中情人”，能否谈谈您同林老师在剧中的互动？
何：虽然林永健总说自己长了一张“五一劳动节”的脸，但同他一起拍戏后对他的认识还是有挺大改变的。他很聪明，富有激情，创作态度也很严谨，是个相当智慧的人。拍戏间歇，他常常带着我们剧组的人，就着戏里那个“家”的场景，一起烤地瓜、烤年糕吃，就像一家人。他北方味重了点，但他的表演非常符合剧本里马一毛的形象——善良、耿直，有那种普通百姓人穷志不短的气势。同时，他也用自己的风趣幽默为这部剧增添了几分轻松欢快的氛围，更能体现主人公在苦难之中积极向上的乐观生活态度。
记：您认为《老马家的幸福往事》最大看点在哪里？
何：《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信息量很大，讲述了老马家从“文革”后期到新世纪初近三十年间发生的故事，通过一个小家庭的变化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变迁。在剧中，我们采用的不少道具和服装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细节反映的都是历史发展的足迹和痕迹。此外，虽然名叫“幸福往事”，但这幸福也是经历了坎坷才得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就是亲情，而这份亲情是现在这个社会最宝贵的。
既爱舞台，亦恋荧屏
记：您是越剧演员出身，这是家人的安排还是自己的打算？
何：都是。可能我从小比较有艺术天分，父亲有意识地培养我这方面的兴趣。再加上当时我们农村户口一进剧团就可转成城市户口，进越剧团被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人生于世，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将自己谋生的手段和兴趣爱好结合在一起。我现在依然没有离开越剧舞台，去年8月还出了个人的越剧专辑。小时候我就对表演有兴趣，经常看了戏回来学着表演给家人看。一开始是剧团要排越剧电影，我不会去主动争什么，但是一旦有了机会，我就把握住，尽力去做好。剧团演员的机遇比较有限，而影视表演的天地却非常广阔。
记：在您看来，越剧舞台同影视剧这个平台有着怎样的不同？
何：非常不同。戏曲是不可取代的，而影视创作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也许艺术真的是相通的，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我练过一阵京剧，后来对昆曲也很有兴趣，但苦于精力有限，没有办法门门钻研通透。俗话讲“艺多不压身”，作为演员来讲，多掌握一些，对于塑造角色非常有帮助。
记：您出演了这么多作品，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角色？
何：我与观众的感觉是同步的，观众认可的我自己也喜欢，比如《大宅门》中的杨九红，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三姨太。我比较随遇而安，对于事业没有太多设想，也没有特别中意的戏路或者方向，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剧本。
既要事业，更爱生活
记：前段时间听说您因为要和家人朋友一起过圣诞节而推掉了不少宣传活动，觉得您特别顾家、特别真实，和您以往在银幕或荧屏上扮演的贵妇形象反差很大。生活中的您同影视角色是否毫无相同之处？
何：可以这么说，的确没有相同之处。人生在世，要体会各种事物，工作和生活都要感受，若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话，创作灵感也会干涸。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创作。
记：听说您此前有不少机会要去北京发展，但是考虑到家庭的关系就留在了南方，是这样吗？
何：可以这样说。一方面是自己比较怕麻烦，不愿轻易搬家；更重要的是，人成了家之后，不能光为自己，更多的是从家庭出发，为家庭考虑。我比较“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事业上的野心，随遇而安也挺好。
记：您是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呢？
何：知足常乐。每次结束工作就立即回家、享受家庭生活，不要在外面多逗留一天。前面已经说过，我觉得人对事业、生活不能要求太多、太高。奥斯卡奖谁不想拿呢？但也得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自己的性格和精力是否合适、能不能达到。对我来说，一两年中能够拍摄一到两部戏，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工作，这样就很好了。
来源：解放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