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从军,在军事史上是引人注目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也可以了解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妇女的地位和作用。
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可以看到最早的关于女军训练的故事。齐国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卢以宫中妇人试演兵法而训练成功,即是一个例子。对于这一记载,历代多有学者以为可疑。宋代学者叶适在他的读书礼记《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六中说,孙武事迹都是当时的“辩士”们妄相标指,“非事实”。
其实,孙武生平,已经初步能够判定并不是“妄相标指”。“试以妇人”的故事,也可能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兵书《孙子兵法》中,也可以看到关于孙武以“妇人”试行列阵的记述。按照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释文,其内容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十分接近。由于竹简出土时残断散乱,其中引语往往前后缺佚,排列顺序也可能与原文并不完全相符。但是从内容看,基本还是可以大略连贯的。简文写到,孙子宣称“妇人可也”之后,王于是提出“不谷愿以妇人”,孙子在进行实际训练之前,曾以“妇人多所不忍”推辞。从所谓“妇人多所不忍”看,当时以女子编练成军,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情形。

《商君书•去强》说,“强国知十三数”,就是说,强国的政府,必须要掌握13种数量统计资料,其中第一是“竟(境)内仓口之数”,其次就是“壮男壮女之数”。在专门论述兵战的《境内》篇中,一开始就说道:“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男子和女子都全数录入名籍,出生即登记,死亡即注销。当时官府准确掌握“壮女”的名籍,当首先出于军事的需要。
《墨子》和《商君书》中有关女军的内容,都是当时对于从事城守,即组织防卫性战争的理论性政策性的论述。女军实战的史例,则有《史记•田单列传》所记载在田单领导的抗燕战争中,据守即墨时,“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的事迹。女军除了守城之外,在有些情况下,也参加攻坚战役。《尉缭子•攻权》说:“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女军参战的形式,在汉代也可以看到实例。例如《汉书•贾捐之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寇贼并起,军旅数发之时,“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当街巷饮泣哀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北方民众,屡遭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是何等的哀痛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也说到因为兵员不足,“屯营不固”,曹操“乃令妇人守陴”,动员所有力量抗击来犯敌军的情形。所谓“女子乘亭鄣”,“弱女乘于亭障”,“妇人守陴”等,都是以女军守卫城防工事的史例,而前2例说到女子参与长城防务,又与一般组织调发当地妇女守城有明显的不同,很可能反映了女子远戍西北的情形。如果两汉女军参战确实曾经远至于“万里之外”,“沙漠之表”,那么显然至少会在军事史和妇女生活史等方面,使人们得到新的认识。

关于汉代女子前往北边抗击匈奴的前线,并且有引人注目的表现,我们知道有这样两则特殊的史例值得注意。
《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率军和匈奴苦战于浚稽山,连战失利,李陵说:我军士气逐渐低落,以致连战鼓也不能使之激奋,这是为什么呢?“军中岂有女子乎?”于是在军中搜查,发现有“并东群盗妻子徒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多藏匿在车中,李陵用剑斩杀。第二天作战,就获得了“斩首三千余级”的战绩。
《汉书•匈奴传上》记载,汉军击败匈奴,“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解释,说本来是一位汉将筑造此城,这位汉将阵亡,他的妻子率余众固守,最终击败进犯之敌,使此城得以保全。王先谦《汉书补注》引述沈钦韩的说法,认为“范夫人城”“在喀尔喀界内”。而据历史地理学者考证,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达兰札达加德西北。
这样两件女子到前线的史例,一为沮败士气,一为振奋士气,两相比较,可以发人深思。
说到“范夫人城”,还可以顺便提到“丁夫人”的事迹。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发军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说任用丁夫人和洛阳虞初等人以方术诅咒匈奴军和大宛军。这一记载,又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下》。关于“丁夫人”的身份,裴《集解》引韦昭的说法:“丁,姓;夫人,名也。”颜师古则引述应劭的解释说:丁夫人,其先人名叫丁复,本来是越人,被封为阳都侯。“夫人”是他的后代,以诅军为功。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一八又说,这与战国时期著名的“善为匕首者”徐夫人同样,也是“男而女名也”。张孟伦《汉魏人名考》一书,于是举为“男子女名”的一例。①不过,汉代“夫人”称谓已经明确是指女性。“范夫人城”的史事也可以作为证明。现在看来,关于“丁夫人”的性别,仍然只可以存疑。

关于汉代女子参加守城战斗的具体的记载,除了“范夫人”等例而外,又可以看到《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中这样的记载:“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力战疲极,当兵矢竭尽时,于是“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许褚飞石掷之,击中者皆摧碎,“贼不敢进”。通过这样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女军参加守城时战斗的激烈。
自秦始皇时代起,已经有发罪人远征远戍的史例。后来又曾经形成令罪人减刑戍边,而“妻子自随”的制度。《后汉书》记载: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十月,诏令募死罪系囚,减罪一等,不予笞罚,前往度辽将军营,屯卫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编入边县的户籍。凡徒者,赐弓弩衣粮。永平九年(66年)春,又诏令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前往诣五原、朔方边地,编入当地户籍,如有死者,其妻子的亲属可以得到优恤。永平十六年(73年)九月,又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前往军营,屯戍朔方、敦煌,妻子自随(《明帝纪》)。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九月,诏令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编入当地户籍。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的罪名论处。元和元年(84年)八月,再次诏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编入当地户籍（《章帝纪》）。
这种制度的最初推行,可能早于汉明帝时代。明帝时尚称“募”,并且有所奖赐,而后则逐渐形成制度,甚至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的罪名论处。“妻子自随”虽然名籍归列地方政府,但是她们和军队的特殊关系仍是显而易见的。所谓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的罪名论处,以及如有死者,其妻子的亲属可以得到优恤等政策,都有助于说明这一事实。

所谓“弱女乘于亭障”的“弱女”,很可能首先是这些以罪人身份戍边的士卒的家属。
居延汉简中有所谓“□官女子周舒君等自言责隧”的内容,又可见“皆徙家属边”简文,此外,通过《卒家属见署名籍》,《卒家属在署名籍》,《戍卒家属居署名籍》,《卒家属廪名籍》,《戍卒家属在署廪名籍》等文书的命名,也可以了解这样的事实。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充军考上》写道:“是发罪人以充军,秦、汉之时久有此令,特不在常刑之内耳。自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宋制,为劫者同籍周亲谪补兵。梁制,劫身皆斩,妻子补兵。此充军为常刑之始。”后来以罪人妻子补兵的法律,可能确实是承袭了秦汉制度的某些内容。
《汉书•宣帝纪》可见“女徒复作”所谓,颜师古注引李奇的说法:“复作”是一种“女徒”。 是指较轻的罪罚,男子守边一岁,而“女子软弱不任守”,于是复令为官家劳作,同样是一岁,所以称作“复作徒”。所谓“女子软弱不任守”,可能正说明以女子戍边事实上只是兵力严重不足时的特殊情形,这是因为其体弱而难以胜任的缘故。
看来,就现在我们熟悉的资料而言,女子戍边的情形如果确实曾经存在,大约也是未成定制的不多见的例外。但是即使这种现象只是偶然的特例,我们也应当看作社会生活风貌的一种反映而予以足够的重视。
史籍中还可以看到有关妇女编入军队后勤部门的记载。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引鲁仲连语: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裴《集解》引录谯周的说法:秦国推行商鞅的政策,制定20等爵,用爵位来奖励战争中获敌军首级的军人。所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天下人都称之为“上首功之国”,以鄙弃谴责秦国。顾颉刚先生曾经分析说:“此谓‘老弱妇人皆死’,知每一战役,不但主战斗之壮男军易牺牲,即壮女军与老弱军亦皆因敌国之计首论功而不能免。秦人之残酷如此。”①《商君书》说到守城时编定“壮女之军”的《兵守》篇,有学者曾判断:“篇中所讲多不是针对秦国的情况。”②可能当时兵战频繁,各国普遍存在军中收编有妇女的情形。或许确如徐中舒先生所说,“古代人口稀少,故每当大战则有时征及壮女及老弱,各司其事;后世人多,始专征壮男为兵。”③
史籍中也可以看到军队整建制都主要或全部由妇女组成的情形。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有刘邦在与项羽荥阳会战时,出女军2千人佯动以迷惑楚军的记载。女子如果确实“被甲”,大约是要经过一定训练的。即使不“被甲”,“二千余人”编列整齐地运动,作为一般平民也是难以想象的。
汉代农民起义史料中,也可以看到妇女参加武装斗争的例证。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琅邪女子吕母散家财以“买兵弩”,领导“贫穷少年百余人”起义,攻占海曲县,杀县宰,“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汉书•王莽传下》)“吕母自称将军。”(《后汉书•刘盆子传》)

在战国秦汉时人的意识中,男女的差异是非常之大的。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中都列有“牡月”和“牝月”以及“男日”和“女日”。据有的学者分析,在这样的数术体系中,女子忌以女日病、葬,而宜以男日病、葬;男子忌以男日病、葬,而宜以女日病、葬。女月的男日和男月的女日则都是嫁娶的吉日。有的学者以为这样的内容与《论衡•讥日》中所谓“刚柔相得,奇耦相应,乃为吉良”,“追求阴阳调和的出发点”是一致的。②对这类文化现象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男与女、牡与牝相互的差别和对立,是人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的事实。一般说来,女子的生理条件其实并不十分适应艰险的军旅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战国秦汉时期的民间礼俗,确实也有对妇女从军表现出否定倾向的内容。例如《商君书•垦令》中严格规定:“令军市无有女子。”似乎在当时某些神秘主义观念中,存在着女子妨害军事的意识。所谓“秦俗多忌讳之禁”(贾谊:《过秦论》),这可能也是表现之一。汉代仍然有类似的观念形态存在。如李陵以为“军中”“有女子”是败军的因素,而“皆剑斩之”,就是突出的例证。
以为女子妨害军事,当然是一种迷信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形成,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战争史的经验以为基础的。③

①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至74页。
①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700页。
②如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四及所引陈氏《测议》。
①顾颉刚:《女子当兵和服徭役》,《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4页。
②高亨:《商君书注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9页。
③转见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572页。
①《资治通鉴》卷五二纪种讨捕服直事于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
②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69至72页。
③《商君书•兵守》中所谓“慎使三军无相过”,以及“壮男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墨子•号令》中所谓“女子到大军,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等,可能也与这样的观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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