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咖啡屋与小客栈
某些习惯用语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失去了浪漫的色彩和传统的意义。
从今以后，“咖啡屋”这个词对我来说再也不具有任何令人愉快的含意了。在世界的另一边，只要一提起“咖啡屋”这个词，你立刻会想到往昔岁月中这里的座上常客：哲人智者，公子王孙，文人雅士，还有亡命之徒与那些不修边幅、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们。
然而在这儿，在世界的这一边，呜呼哀哉，这个名字简直是用词不当。咖啡屋，你以为是喝咖啡的地方吗？根本不是。就是你付出爱情或金钱，在这样的地方也尝不到咖啡。不错，你可以点咖啡，你也会得到一杯号称咖啡的东西。可是你只要尝一尝，就会大失所望，因为这的确不是咖啡。
咖啡是这样，咖啡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光顾这些地方的人大部分是工人。这些地方到处是油污，肮脏不堪。周围没有一件东西能够培养一个人的礼仪、体面，或使他自尊自爱。此处从来没有过桌布和餐巾。顾客就坐在先来者的残屑中吃东西，又把他自己的残屑丢在身旁和地板上。在上下班时间，我曾经趟过地板上乱七八糟的脏东西，走进这样一个地方，设法坐下来吃东西，因为我已饥不择食了。
工人到这里狼吞虎咽地吃饭，似乎是正常现象。吃饭是人的需求，不必摆什么架子。他进来时带着一种原始的贪婪，我相信，在他离开时，食欲仍很强烈。试看这样一个人，他在早晨上工的路上，到这里要了一点茶（其实只是浊汤，并不是茶），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块面包，靠这点水来冲服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既没有吃好也没有吃饱，他怎么适合做一天的苦工呢？毫无疑问，他和一千名像他这样的工人所生产出的产品的质和量，肯定比不上那些舒舒服服地吃过肉和马铃薯，喝过真正咖啡的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质和量。
作为流浪汉，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州蹲过监狱，那里的食品和饮料要比伦敦工人在他们的咖啡屋里吃的要好得多；作为美国的一名工人，我曾吃过价值十二便士一顿的早餐，这对英国工人来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当然，他的早餐费只是三便士或四便士，可是在比例上，这已经和死亡差不多了，因为我的收入是六先令，而他的收入只有两先令或两个半先令。可另一方面，我每天的工作量，也是他们自愧不如的。所以问题有两个方面。生活水平高的人比生活水平低的人干活多，而且干得好。
水手们曾对英国商船和美国商船上的情况做过比较。他们说，在英国船上，伙食差，工资低，工作轻松；而在美国船上，伙食好，工资高，工作累。这对两国的工人来说，也是适用的。远洋快轮要为速度和动力付出代价，工人们也一样；如果工人不能付出代价，那么就不会有这种速度和动力。就是这种关系罢了。这可以拿英国到美国来的工人为例。他在纽约砌砖要比在伦敦砌得多，在圣路易斯会砌得更多，到了旧金山以后，他砌得还要多。他的生活水平也就随之提高。

老太太千恩万谢地坐在狭长桌子的另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还冒着热气的炖羊肉。我们两个人静静地吃着。突然间，她爆发似地、极高兴地向我喊道：
“我卖了一盒火柴！是的。”她肯定地说，似乎没有比这更伟大，更令人兴奋的事了。“我卖了一盒火柴！所以我才拿到一便士。”
“你一定上年纪了吧？”我说。
“昨天我是七十四岁。”她回答说，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吃了起来。
“我的天啊，我真想为这个老板娘干些什么事情，真的，可是我今天只有这一点点钱。”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对我说，“我只有这一点钱，因为我刚巧靠洗罐子挣了一个先令。天哪！我不知道我到底洗了多少个罐子。”
“我有六个星期没有活儿干了，”他回答我的问题时又说，“只是干一点儿零活，而且路程又那么远。”
在咖啡屋可以有形形色色的奇遇。我不会忘记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一个伦敦泼妇。我付账时给了她一英镑金币。（顺便提一下，一个人在吃饭之前，最好先付钱；如果他衣衫褴褛，那他必须先付钱。）
这个女人用牙咬了咬金币，丢在柜台上听听声音，然后恶狠狠地地上下打量我。
“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她最后才向我发问。
“不知是哪个傻瓜走的时候留在桌子上的，对吧？”我反唇相讥。
“你耍什么花招？”她又问，静静地望着我的眼睛。
“是我赚的。”我说。
她傲慢地用鼻子哼了一声，才用小银币给我找了零钱，我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把每一个小银币都用牙咬，然后丢在柜台上听声音。
“再给我拿块半便士的方糖放在茶里。”我说。
“让我先瞧瞧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再说吧？”她礼貌地反驳我。她还用生动而无法描叙的动作强调她那有礼貌的反驳。
我从来没有狡辩的才能，她占了上风。我像一个战败者一样一口喝尽杯中的茶水。当我离开咖啡屋走到街上时，她还得意洋洋地盯着我。

第二十一章 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和一个怨天尤人的人谈话。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冤枉了他，法律也冤枉了他。案件的是非曲直和伦理道德都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他的妻子与他分离，他还必须每周付十先令来维持她和五个孩子的生活。“可是，你瞧，”他对我说，“如果我不付给她十先令，那她会怎么样呢？假设我出了意外，不能工作了；假设我得了疝气，或风湿病，或霍乱病。那她怎么办呢？那她怎么办呢？”
他悲伤地摇摇头。“她没有希望了。她只能去救济院，没别的法子。如果她不去救济院，可那就是地狱了。你跟我来，我让你看看睡在通道里的女人，有十几个呢。我还要让你看看更糟糕的。如果我和那十先令都发生意外，那她怎么办呢！”
这个人的预言的可靠性，的确有考虑的价值。他非常了解情况，他知道他妻子的食宿是没有保障的。当他的劳动能力一旦遭到损害或摧毁，那她可就一切都完了。从更大范围来看，千百万一起和睦生活并共同寻求食宿的男人或女人们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数字是惊人的：在伦敦，有一百八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上或贫困线以下，有一百万人是靠每周的工资，生活状况在两者之间或靠救济过活。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被迫接受教区救济。在伦敦，据伦敦郡议会的统计，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都被迫接受教区救济。在接受教区救济与做一个完全的贫民之间有极大的差别，然而伦敦却供养着十二万三千名贫民，这差不多也自成为一个城市。在伦敦，每四个人中有一个人死在公共救济机构，而在英国，每一千人中有九百三十九人死于贫困；八百万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如用简明的语言来说，有两千多万人的生活是不舒适的。
详细了解死于公共救济机构中的伦敦人，还是满有趣的。
从1886年直到1893年，伦敦的贫民人口比例比整个英国要低。可是从1893年以来的每一年中，伦敦贫民人口比例一直高于全英国。从总登记员在1886年的报告中，可摘出下列数字：
伦敦（1884年）八万一千九百五十一名死者内：
死于救济院者九千九百零九人
死于医院者六千五百五十九人
死于疯人院者二百七十八人
死于公共救济机构者总计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大人I

一位费边社的作家在评论这些数字时说：“鉴于这些死亡人数中，儿童占少数，可以认为每三个伦敦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迫进入这些救济机构并死在里面，手工劳动者阶级所占比例当然更大。”
这些数字大致可以说明一般贫困工人的情况。有多种原因造成贫困。例如，在昨天的晨报上，登有这样一则广告：
兹招收一名职员，须擅长速记、打字、开发票等技术：工资每周十先令（合二点五美元）。具函应聘。
在今天的报纸上，我还读到一则消息，称一个三十五岁的职员，在伦敦救济院，因完不成任务而被带去见法官。这位职员说他自从进入救济院以来，什么活都干过，不过这次主人派他去捣石子，他的手掌起了泡，致使他无法完成工作。他说他除了拿笔以外，从来不习惯使用更重的器械。法官判他和他那起泡的手做七天苦工。
年纪大了，当然会造成贫困。其次是意外事故，丈夫、父亲、挣钱养家的人的死亡或伤残。这里有一个男人，还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依靠极不稳定的每周二十先令过活——在伦敦，这样的家庭何止是成千上万。迫不得已，即使工钱只有一半，他们也不得不去赚取最后一个便士。这样，一周的工钱（一英镑）只够他们全家糊口。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父亲病倒了，那怎么办呢？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很难做什么事情。这时，她不得不把孩子作为少年被救济者交给社会，这样她才能去做维持自己生活的工作，例如去血汗工厂，在魔窟一样的地方干活，以求得到可怜的一点工钱。而在这些血汗工厂里，为贴补丈夫收入而干活的已婚妇女，和那些只为供养自己的单身妇女是不同的，这决定工钱等级。已婚妇女的工钱等级简直太低了，以致这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过着野兽般的生活，处于半饥饿状态，直到衰老和死亡来结束他们的痛苦。
为了说明这位带着三个需要供养的孩子的母亲无法在血汗工厂里与人竞争，我从最近的报纸上摘出一则新闻：
一位父亲愤然写道，他的女儿和她的一个女友在制盒厂做工，每做十二打纸盒挣八个半便士。她们每天做四十八打。她们的支出是：车费是八便士，邮票两便士，胶水两个半便士，绳子一便士，这样，她们两人的实际收入共计一先令九便士，或者每人每天挣十个半士。
在第二则新闻中，说是几天以前，在卢顿卫报社的门口，来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妇人，请求救济。“她原是制草帽的工人，但是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工作，因为她所得到的工钱太低了——每顶草帽两个半便士。为了这点钱，她必须自己提供草帽的褶边，编织并且制成草帽。I

乔治·霍先生做了一个关于三个圣乔治教区（属伦敦市）的表格：
密集人口百分比(%) 每千人中的死亡率(‰)
圣乔治西区 10 13.2
圣乔治南区 35 23.7
圣乔治东区 40 26.4
还有“危险的职业”。无数工人被雇用从事这些危险的职业，他们对于生命的确毫无把握——丧失生命的可能性甚至比20世纪的士兵还要大得多。拿生产亚麻布这项行业来说，在准备亚麻纤维的过程中，湿淋淋的双脚和衣服导致大量的气管炎、肺炎和严重的风湿病；而在梳麻和纺麻车间，粉尘又使大部分工人患肺病。凡是在十七岁或十八岁开始梳麻的女工，到了三十岁时身体就开始垮下去了。化学厂的工人本是身体最强健的，到头来，平均只能活四十八岁。
关于陶工，阿里支医生说过这样的话：“粉尘并不立即引起死亡，而是年复一年地、慢慢地存留在肺中，直到形成一块硬膏。呼吸会越来越困难，喘不过气来，最后呼吸停止。”
钢粉尘、石粉尘、泥粉尘、碱粉尘、细毛、纤维粉尘——这一切都是杀人的东西，比机关枪和自动机关炮都更致命。最危险的，要推白铅业中的铅粉尘了。下面这段记载是个典型的例子，描述一位年轻、健康、发育健全的姑娘在进入一家白铅工厂工作以后，是怎样走向死亡的：
在这里，在不同程度地接触了白铅以后，她患贫血症了。有时，她的牙床上出现一条细细的蓝线，有时她的牙齿和牙床又都很健康，看不见蓝线。由于贫血，她日渐消瘦，不过非常缓慢，连她和她的朋友们都没注意到。然而疾病接踵而来，头痛一天天加剧，而且还在发展。她经常视力模糊，或者暂时失明。她的朋友们和医生都认为，这样一个姑娘可能会患癔病。她的病不知不觉地日益加剧，直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痉挛，开始是在半个面部，然后又蔓延到胳膊，又波及到身体同一侧的腿部，最后这种痉挛遍及全身，十分强烈，与癫痫病完全一样。接着她丧失知觉，其间她还要有许多次痉挛，而且病情越来越厉害，在一次痉挛中，她近乎死去——她的意识在几分钟内，几小时内，或者几天内能够部分地或全部恢复，然而不断有剧烈的头痛，或者胡言乱语，过分兴奋，就像患了严重的狂躁症。有时她又终日发呆，沉默不语，好像患了忧郁症，需要人来唤醒她，这时她就像一个神游者，说话时语无伦次。她那本来已经平稳、跳动次数接近正常的脉搏，又突然不知不觉地变得低沉而强烈起来，她便又一次突然全身痉挛起来，并从此死去，或者说，进入一种昏迷状态，永远没有醒来。在另一种情况下，痉挛会逐渐消失，也不再头痛，病人会恢复知觉，然而她会全部丧失视力，有时是暂时的，有时是永久的。
I

第二十二章 自 杀
生活如此不安定，追求幸福的机会又如此渺茫，于是生命变得不值钱，自杀也就十分普遍。每天拿起报纸，都可以读到有关自杀的消息。在违警罪法庭企图自杀的事件被视为与“酗酒”一样的普通，处理得也同样迅速和冷漠。
我还记得在泰晤士违警罪法庭里的一起案件。我素来自诩耳聪目明，对人和事物颇有见识。不过我得承认，当我站在那个法庭上，看到诸如酗酒、妨害治安、流浪、吵架、殴打妻子、偷窃、买卖赃物、赌博及卖淫等案件的处理如此迅速草率的时候，我感到十分迷惑。被告席就在法庭中央（这里光线最亮），从这里走进走出的有男人、女人和孩子，犹如一条河流，从法官嘴里吐出来的句子也一样稳定而流畅。
有一个患肺病的“买卖脏物者”，他辩解说他无力工作，还必须赡养妻子和孩子，结果他被判苦役一年。当我正在思考他这个案件时，一个大约二十岁的小伙子出现在被告席上，我听见他的名字叫“阿尔弗莱德·福里曼”，但不知被控告什么罪行。一个矮胖的、像母亲一样的妇人从证人席里突然站起来，开始作证。据我听来，她是布列坦尼亚船闸管理人的老婆。时间是一天晚上，她听到溅水的声音。她跑到闸门，看到这名投河的人。
我把目光移到他的身上。原来案情是企图自杀。他站在那里，昏昏沉沉，漫不经心的样子，漂亮的棕发蓬松地盖住前额，他面色憔悴，忧虑深重，但雅气尚在。
“是的，先生，”船闸管理人的妻子说，“我赶紧把他从水里拖上来，但他还是爬下水去。我这才喊起救命来。刚巧有几个工人路过，我们就一起把他拖了出来，交给警察。”
法官夸奖这个女人肌肉有力量，引起哄堂大笑。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处于生命边缘的少年，急切地想爬入死亡泥潭，这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
又一个男人出现在证人席上，证明这个少年品质端正，并提供减轻罪过的根据。他现在是，或原来是这个少年的工头。阿尔弗莱德是个好孩子，但他家境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他的母亲又病了。他忧虑重重，拼命工作，终于力不从心，不能再干活了。他（工头）为了自身的信誉，不得不让他辞职。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法官突然发问。
被告席里的那个少年嘟哝了几句。他看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
“警察，他说什么？”法官不耐烦的问。
那个身穿蓝制服的、高大魁梧的警察低下身，把耳朵贴近犯人的唇边，然后大声回答，“他说他非常抱歉，阁下。”
“押回候审。”法官阁下说。I

这时下一个案子已经开始审理了。第一个证人正在宣誓。那个少年，依然昏昏沉沉、漫不经心地，被狱吏带了出去。这个案子就算了结了。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才五分钟。被告席上的两个又粗又笨的人正在为占有一根价值十便士的偷来的钓鱼竿而拼命地相互推卸责任。
这些穷人的主要麻烦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自杀。通常要试两三次才成功。这对于警察和地方官来说，自然是件非常讨厌的事。有的时候，地方法官对这样的事情也直言不讳，指责这些犯人自杀得不坚决。例如，日前有一位名叫安·伍德的妇人企图在运河里自杀，审理她的案子的某地方法官施先生这样对她说：“你要想自杀，为什么不一次成功呢？”他还怒气冲天地责问她：“你钻到水底下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给我们找这些麻烦？”
贫困，苦难和对救济院的恐惧，是工人自杀的主要原因。“要让我去救济院，我还不如去跳河淹死。”一位五十二岁的名叫艾伦·休斯·亨特的老妇人曾说。上星期三，他们在肖尔第茨检验她的尸体。她的丈夫从艾斯令顿救济院来到那儿作证。他曾经是个乳酪商，后来生意失败，贫困迫使他进入救济院，可是他的妻子拒绝陪伴他。
在早晨一点钟的时候，还有人看到过她，三个小时之后，人们在莱琴运河的小路上发现了她的衣帽。不久，她的尸体就从水中打捞上来。判决：一时精神错乱导致自杀。
这样的判决简直是对事实的犯罪。法律是一种谎言。例如，一个受辱的女人遭到亲友们的遗弃和唾骂以后，她给自己并给她的孩子服用了鸦片酊。孩子死了，可是她在医院里治了几个星期以后，活了过来。她的罪名是犯了谋杀罪，被判十年苦役监禁。她活了过来，法律要她对其行为负责；如果她死了，同样的法律会判她暂时的精神错乱。
现在，在考虑艾伦·亨特的案情时，可以很公平、很合逻辑地说，她的丈夫在走进艾斯令顿救济院的时候，也正在患有暂时精神错乱，就像她在跳入莱琴运河时，说她患有暂时精神错乱一样。到底哪个地方是更合适的归宿，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据我对运河和救济院的了解，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我也要选择运河。而且我可以大胆地争辩说，我和艾伦·休斯·亨特、她的丈夫以及其余的人一样，也患有精神错乱。
人已经不再遵循古老、自然、忠厚的本性了。他已发展成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能根据生活赋于他欢乐还是痛苦来理智地决定是忠于人生还是抛弃人生。我敢断言，艾伦·休斯·亨特受到挫折和欺骗，失去了她在世上五十二年所获得的一切欢乐，留给她的只是救济院的恐怖，那么她选择投河自尽说明她是十分理智、头脑非常冷静的。我还敢进一步断言，陪审团做了一件极为聪明的事情，即他们的判决等于宣判社会犯有暂时精神错乱罪，因为正是这个社会允许艾伦·休斯·亨特受到挫折和欺骗，失去了她在世上五十二年所获得的一切欢乐。I

暂时精神错乱！噢，这些诅咒的话，这些谎言！那些满腹肉食，浑身丝绸的家伙们就是用这些语言来庇护自己，逃避他们对那些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的兄弟姐妹们应负的责任。
从东区的一张报纸《观察家报》上，我摘录了如下一些普通的事件：
一个名叫约翰尼·金的某条船上的司炉工被指控企图自杀。星期三，该被告人来到鲍坞警察局，声称他因为生活艰难，找不到工作而吞服了一些黄磷浆。他被带进警察局，服了催吐剂，结果吐出了一些毒药。被告说，他非常抱歉。虽然他有十六年的良好行为记录，他仍然找不到工作。秋金森先生派人将被告送回原处，等候法官传唤。
提摩西·沃纳， 三十二岁，也因同样罪名在押候审。他从莱姆霍斯码头跳入水中。被救以后，他说：“这是我故意的。”
一个面貌端正的名叫艾伦·葛雷的年轻妇人，被控企图自杀而在押候审。星期天早上八点半以后，K字八三四号警察发现她站在本沃斯大街某家的门口，陷于昏睡之中。她手里拿着一个空瓶，声称两个小时之前，含服了一些鸦片酊。因为她的病势很重，于是叫来了该区的医生，并让她喝了一点儿咖啡，嘱咐她要保持清醒。当被告被指控犯罪时，她说她自杀的原因是因为她既无朋友，又无家可归。
我固然不敢说凡是自杀的人都是精神正常的，正如我不敢说不自杀的人都是精神不正常的人一样。不过应该指出，食宿的无着落是造成人们精神错乱的一大原因。沿街叫卖的小贩是挣钱仅够糊口的工人阶层，他们在疯人院里的人数比任何其它阶层的人都多。在男人中间，每年患精神错乱的，一万人中就有二十六点九人；在女人中间，有三十六点九人。另外，在那些食宿有基本保障的士兵中间，一年中，一万人中有十三人患精神错乱；而在农民和放牧人中间，只有五点一人。所以，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丧失理智的机会要比士兵高一倍，比农民高四倍。
不幸与苦难完全可以搞昏人的头脑，把一个人送入疯人院．把另一个人驱向停尸所或绞架上去。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做父亲和丈夫的那个人，纵使他热爱他的妻子和子女，纵使他一心想工作，也决不会找到工作了，他的理智自然会动摇，他头脑中的光明自然会熄灭，特别是当他的身体受营养不良和疾病折磨，还要看着他那不幸的妻子和幼小儿女在挨饿受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被撕碎。
“他很英俊，生着一头浓浓的黑发，深沉而富于表情的眼睛，细巧的鼻子和清癯的面颊，还留着浓美潇洒的胡须。”这就是报社记者对富兰克·卡维拉的描述，当时他正站在法庭上，时间就是这个阴郁的九月，“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灰上衣，领子都没有了。”I

富兰克·卡维拉住在伦敦，是个房屋装饰工。据说他是个很好的工人，忠实可靠，从不喝酒，所以他的所有邻居都来证明他是一个和善深情的丈夫和父亲。
他的妻子汉娜·卡维拉是一个高大、漂亮、和气的妇人。她每天都把孩子打扮得干干净净地去上学。（邻居们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有了这样一个男人，是有福气的。工作稳定，生活节俭，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前景十分美好。
可是意外的事发生了。他正帮着建筑师贝克先生工作，寄
宿在特伦黑路的一个主人的家里。贝克先生从马上跌了下来，摔死了。
这是一匹不听话的马造成的悲剧。不过事情已经发生。卡维拉不得不另找
工作，另找新的住所。
这是十八个月之前发生的事。十八个月来，他努力拼搏。他在伯塔维亚路的一个小房子里装饰几间屋子，但仍然入不敷出。他根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拼命地干各种各样的零活，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就在他的眼前挨饿。他自己也饿着，身体越来越虚弱，最后病倒了。这是三个月之前的事。后来根本就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毫无怨言，也不说话。可是穷人们都知道他们的情况。伯塔维亚路的家庭主妇们给他们送来食物，可是卡维拉斯一家的自尊心太强，这些食物总是秘密送来，不留姓名，以免伤害他们的自尊。
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奋斗过，挨过饿，整整十八个月。一个九月的早晨，天刚蒙蒙亮。他拿出口袋里的小刀，割断了他那三十三岁的妻子汉娜·卡维拉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十二岁的长子富兰克的喉咙；割断了八岁的儿子沃尔特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四岁的女儿纳丽的喉咙；割断了他的年仅十六个月的最小的孩子厄尼斯特的喉咙。然后他守在死人的旁边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警察来的时候，他还让他们往煤气表的孔里扔下一个便士，这样才能有光以使他们看得清楚些。
富兰克·卡维拉站在法庭上，穿着一件破烂的灰色上衣，没有领子。他那么英俊，一头黑发，深沉而富有表情的眼睛，细巧的鼻子和清癯的面颊，留着浓美潇洒的胡须。I

第二十三章 儿童 “家是一间简陋的小屋，
我们呆呆地趴在那里，
忘记了世界是美好的”
在伦敦东区有一种美丽的景象，而且只有这一种，那就是风琴手走过的时候，孩子们在街上跳舞，望着这些刚出生不久的下一代人，踏着轻盈的步伐，摇摆着娇小的身躯，模仿大人不断做出优美的动作和自己发明的舞姿，他们的动作那么敏捷、自如，身躯在空中跳跃，踏着舞蹈学校从来没教过的节拍，真是太迷人了。
我曾和这些孩子谈过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与其他孩子一样聪明，在许多方面甚至更聪明。他们的小脑袋里有最活跃的幻想。他们把自己投入浪漫的幻想中的能力是惊人的。在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欢快的生命。他们喜爱音乐、运动和颜色，而且时常流露出掩盖在他们的污秽的破衣之下的惊人的美貌和风姿。
然而却出现了“伦敦市的杂色诱犬”，把这些孩子都诱拐走了。他们失踪了。人们再也见不到他们，连一点踪迹都没有。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他们。在这儿，你只见伛偻的身躯，丑陋的面孔，和呆板迟钝的头脑。优雅、美丽、想像，灵魂和肉体中一切有活力的东西，全都不见了。不过，有的时候你可以见到一个妇人，不一定很老，但是已经身体变形，完全失去了女人的风韵，浑身肿胀，像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提着带有泥污的裙子，在人行道上不时走出几种奇异而沉重的步态。这表明她曾经是那些踏着手风琴的节拍跳舞的孩子们中的一个。那些奇异而沉重的步态是童年时代遗留的希望的碎片。在她那模糊的记忆深处，她曾经是一个少女。人们围拢来。小姑娘们在她的周围跳舞，那优美的舞姿她还朦胧地记得，但她的身躯却只能滑稽地模仿。不久她便气喘吁吁，累得只好跌跌撞撞地走出人群。而小姑娘们还在跳。
聚居区的孩子们具有高贵的男性和女性所必须的素质，但是聚居区就像一个发怒的老虎扑向这些孩子，毁灭了他们所有的良好素质，驱散光明和欢笑，把那些它不能杀死的变麻木、粗野、堕落、连荒野上的野兽都不如的可悲的人。I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在一间屋子里料理家务。他们的收入并不与年俱增，而他们家的人口却在增加。如果这个男人能保住他的健康和职业，那是极为幸运的。一个婴儿出生了，又一个婴儿出生了。这意味着要扩大房间。可是这些小嘴和小身体需要更多的花费，从而使扩大居住面积成为绝对不可能。又有婴儿降生了。屋子里根本没有转身的地方。于是孩子们跑到街上去玩。他们长到十二岁或十四岁的时候，房间的问题则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只好永久住在街上。一个男孩如果幸运的话，能设法找到普通的住所，而且还可能有其它的办法；但是一个十四岁或十五岁的女孩子，以这种方式被迫离开所谓的家，尽其最大可能，每周只不过能挣到微不足道的五个或六个先令。她只有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的悲惨结局就像今天早上被警察发现倒在赛特大街一家门口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无家可归，无处居住，而又疾病缠身。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亲人，最后孤独地死于街头。她六十二岁．靠卖火柴为生。她的死，简直和野兽的死一模一样。
一个男孩站在伦敦车站违警罪法庭被告席上的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的头比栏杆稍稍高出一点。他被指控从一个女人身上偷了两个先令，可是他已经把钱花光了，不是用来买糖果、糕饼或用来娱乐，而是用来买食物。
“你为什么不向这位妇人乞求食物呢？”法官问道，声音里听得出仿佛感情受到了损伤，“她一定会给你一点东西吃的。”
“要是我向她要吃的，我就会犯乞讨罪而被拘留。”孩子回答说。
法官皱皱眉，无言可对。没有人认识这个男孩，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他生来就是流浪儿，迷路者，是一只在帝国的丛林中寻觅食物的幼兽，他捕食弱者，却又被强者所捕食。
愿意帮助孩子的人们，把居民区的儿童聚集起来，把他们送到乡村去做一天的郊游。他们认为，大部分长到十岁的孩子都该有这么一天郊游的。关于这一点，一个作家写道：“不能低估这样的一天在孩子们心中所引起的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懂得了田野和森林的意义，这样，他们在书中读到有关乡村景色的描写，如果以前毫无印象，现在就能读懂了。”I

第二十四章 夜之幻影
这一切，在若干年前，都是些皮肤红嫩的婴孩，能够任你塑造和铸成任何形态的社会成员。
——卡莱尔
昨晚深夜时分，我独自沿着商务街，从斯拜图费尔茨走到怀特切普，又继续往南走，过了列门街，到了船坞。我一边走着，一边讥笑东区的报纸。那些报纸，充满了城市的骄傲，大言不惭地宣称东区做为男人和女人的居住区，是十分合适的。
要让我叙述我所目睹的事情，哪怕一点点，都比较困难。许多事情是难以启齿的。不过总的说来，我可以说我见到的是一场恶梦，一个使人加速灭亡的可怕的泥坑，一片无可言喻的污秽，从而使皮卡蒂利和斯特兰德的夜晚成为“恐怖之夜”。这是一个动物园，里面是穿衣戴帽的两足动物，有点近似人类，但是更近似野兽。再描绘得全面一些，那就是在他们当中还有穿带铜钮扣制服的看守人维持秩序，不准他们吼叫得太厉害。
我很高兴看守人在那里。因为我没有穿着“航海服”，而我正是那些四处觅食的动物所要捕获的“目标”。在看守人之间，那些雄性不时地望着我，目光锐利，充满饥饿，就像街头流浪的狼。我害怕他们的手，赤裸裸的手，就像一个人害怕猩猩的爪子一样。他们使我联想起猩猩。他们的身体又小又丑，而且呈下蹲状。他们没有隆起的肌肉，没有强健的筋骨，也没有宽阔的肩膀。他们展现的倒是一种天然的、基本的人体结构，正如原始人所展现的那样。可是他们那消瘦的身体内还是有力量的。那就是抓、握、撕、扯的凶恶的原始力量。当他们扑向猎物时，他们甚至能使被害者骨折筋断。他们既无良心，又无情感，无所谓畏惧，更无所谓情谊，只要有半点儿机会，他们会为了半个英镑去杀人。他们属于新的种类，是一种城市野人。街道、房屋、小巷和院落，都是他们的狩猎场。正如山谷是天然野人的出没之处一样，街道和房屋就是他们的山谷。贫民窟是他们的丛林，他们在这个丛林中生活与捕猎。
在西区的黄金剧场和绮丽的私人宅第里面的那些尊贵、善良的人们决不曾目睹过这些动物，也决梦想不到他们的存在。然而，他们毕竟存在，在城市丛林中颇有活力地生活着。有一天，当英国战斗到她最后一道壕沟时，当全国的健儿正在火线上的时候，那就要大祸临头了！因为在那一天，这些动物将爬出巢穴，西区的人们将会看见他们，就像从前封建的法国那些尊贵而善良的贵族看见他们一样，并互相发问：“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是人类吗？”I

可是他们决不是生活在动物园里仅有的野兽。他们只是分散在周围，潜伏在黑暗的院落，像灰色的影子一般沿着墙壁时隐时现。然而生育他们的那些女人却到处都是。她们粗声哭泣，用悲哀的声调向我乞求小钱以及不值一便士的其他东西。她们在她们的巢穴中设宴狂饮，像懒婆娘一般，头发乱蓬蓬的，睡眼惺松，双目传情，喋喋不休，满口脏话。酒性发作时，就在椅子上和柜台上横躺竖卧，实在是一幅无法言状的丑恶、可怕的景象。
此外，尚有其他人种，生着古怪的面孔，有如畸形的怪物，在我的身边碰来碰去。他们是一群不可思议的典型：丑陋、麻木，是社会的残渣，徘徊的死尸，有生命的亡灵——女人们受着疾病和酒精的摧残，她们的丑名在市场上公开拍卖也不值两个便士；男人们身穿古怪的破衣服，艰难与颠沛使他们失去了男人的外貌，面部被无尽的痛苦所扭曲，总是淡漠地呆笑，猿一般的蹒跚，每迈一步，每呼吸一次，都是在走向死亡。还有少女们，十八岁到二十岁，她们那苗条的身躯和青春的面颊还不曾被扭曲和变形，可是她们却已一落千丈地降到了深渊的最底层。我还记得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孩，面色苍白，十分衰弱，这一对无家可归的孩子坐在人行道上，背靠栏杆，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不合时宜的多余的人们呵！工业并不向他们呼唤，也不因劳动力不足而招工。码头工人拥挤在码头的入口处，咒骂着而又不得不离去。因为工头们不召唤他们。在职的工程师们，每周只援助他们失业的同事六个先令，五十一万四千名纺织工人反对一项谴责雇用十五岁以下儿童的决议。不知有多少妇女被发现在血汗工厂里，每天苦干十四个小时却只挣十个便士。阿尔弗莱德·弗里曼因失去职业，便投河而死。艾伦·休斯·亨特宁愿在莱琴运河投河而死也不愿去艾斯令顿救济院。富兰克·卡维拉割断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喉咙，因力他无法找到工作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处。
不合时宜的多余的人们呵！苦难的、受歧视的、被遗忘的人们正在社会的屠宰场上死去。人类被玷辱的后裔们——男人、女人和孩子们被玷辱，血与肉被糟蹋，生气与精神被糟蹋，一言以蔽之，劳动被糟蹋。如果这是文明为人类所能做的最佳成果，那么请还给我荒凉的、赤裸裸的野蛮状态吧！做一个在荒野和沙漠上，在洞穴和地窟里生活的民族，远比生活在机器和深渊中的民族优越得多。I

伦敦郡学校议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曾发表这样的通报：“在没有特殊灾祸的时期，仅就伦敦各小学而言，共有五万五千名儿童因处于饥饿状态而无法予以施教。”这里的黑点是我加的。“在没有特殊灾祸的时期”意思就是英国的太平时期，因为英国的臣民们把他们所谓的“灾祸”，即饥饿与折磨，视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长期的饥饿有如家常便饭。只有到严重的饥饿大量出现的时候，他们才认为这是非常事件。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个阴天的黄昏，东区一家小店铺里一个盲人的哀泣。他的父亲已去世，母亲尚在，在全家的五个孩子中，他最大。作为长兄，他从小就挨饿，干活挣钱来喂养他的弟弟和妹妹们。他一连三个月未尝过肉味。他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肚子。他说从童年开始的长期挨饿已使他失明。为证实这一点，他引用了皇家委员会关于盲人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在贫困地区，失明极为普遍，而饥饿加剧了这种可怕的病痛。
这个盲人继续说下去，在他的语调中，充满了一个受折磨
者的凄凉。对于他这样的人，社会却从不提供足够的食品。他
是伦敦庞大的盲人队伍中的一员，他说在盲人的家庭里，他们
所吃的粮食连一半都不够。他告诉我一天的食谱：
早餐——稀粥和干面包：四分之三品脱
午餐——肉：三盎司
面包片：一片
马铃薯：二分之一磅
晚餐——稀粥和干面包：四分之三品脱I

被恤贫民中的成年男子，每周仅吃一次肉（汤除外），所以被恤贫民“几乎都是面色苍白，不健康，这显然是饥饿的特征。”
下面的表格比较了救济院被恤贫民与救济院职员之间每周饮食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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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 ┃食品 ┃恤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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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磅 ┃面包 ┃6.75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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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磅 ┃肉 ┃1磅2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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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盎司┃咸肉 ┃2.5盎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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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盎司 ┃奶酪 ┃2盎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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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磅 ┃马铃薯 ┃1.5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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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磅 ┃蔬菜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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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磅 ┃面粉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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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盎司 ┃猪油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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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盎司┃黄油 ┃7盎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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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白米布丁┃1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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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位作者还这样评论说：“职员的食品比被恤贫民的食品要丰富，但并不算非常丰富，因为在职员的表格下面，还有这样的注脚：‘每位住宿的职员与服务员，每星期还可拿到两先令六便士的现金。’”如果被恤贫民的食物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职员得到更多呢？如果职员没有得到足够的饮食，那么被恤贫民怎么能靠不到一半的饮食来过活呢？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