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伯姬这样一威胁，秦穆公也只好将晋侯暂且拘留在了灵台。秦国的大夫们不满意了，这也可以理解——好不容易把夷吾这大逆不道、恩将仇报的东西给抓住了，怎么不送往国都呢？这毕竟是秦军战士们拼命杀敌的成果，对这种人，即便不拿去祭天，也该关在囚车里游街。秦穆公无奈道：“我们俘虏了晋侯，本来是带回来一件盛大的战利品。可如果因此很快就要举行丧礼，这战利品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呢？而且当时晋国的大夫们忧伤地恳求我，并且还以天地来约束我，如果我不为晋国考虑，只会增加其愤怒。我自食其言，得罪天地，增加愤怒会使我难以承当，违背上天会不吉利，一定要放晋侯回国。”
公子絷不干：“不如杀了他，不要集聚邪恶。”
公孙枝则说：“还是把他放回去，要晋国派大子来作为人质，才是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如果灭不了晋国而杀掉其国君，只会引起晋国上下的愤怒。”
秦穆公于是作出决定——不日将允许与晋国讲和。
伯姬的心愿达成了，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也许会令她确认——顾全夷吾这类人的面子，纯粹是件多余的事。

伯姬被嫁到秦国之前，她的父亲晋献公曾命人为此占筮，得到归妹变成睽卦（这个估计只有世吉看得懂了= =@6文钱
）
负责卜筮事务的史苏认为这不吉利，并预测说：“卦辞预示着赢姓会打败姬姓，如果发生战争，车子脱落伏兔，大火烧掉军旗，我们不利于出师，在宗丘打得凄凄惨惨。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逃回国内，而抛弃自己的爱姝，第二年将死于高梁废墟。”
如今，被关在灵台的晋惠公也想起了这件旧事，于是发出了感慨：“先君如果听从了史苏的占卜，我怎会到这个地步！”

不知道先前豁命维护他的伯姬，听到他这番话后会作何想，但很显然，恪守臣道、随侍晋惠公来到秦国的韩简是很对此反感了，不然也不会委婉地作出批评说：“卜筮，是根据事物的表象和数理而推算事物发展的趋势。先君的败坏道德，岂是数理所能改变？就算不把公主嫁到秦国，也于事无补。《诗》上说，下民有邪恶，非降自于天——当面奉承，背后怨恨，都是于人的无状。”
潜台词——别老想着为自己开脱而怪罪别人了，恶心！

而秦伯允许和谈的命令传出后，晋惠公派郤乞回晋国，要他命吕甥作为全权代表，来秦国进行谈判。很显然，从相关史籍的记载来推断，晋惠公显然没交代更多的事情，但吕甥很有心眼，他对郤乞说：“你从国君处回来，应该代表国君慰问和赏赐国人。你就召集他们到宫门，这样告诉他们，国君说自己虽然可以回国，但是觉得有辱社稷，深感羞愧，请诸位占卜一下择立嗣君好了。”
郤乞照办了，效果很显著——“众皆哭”（《左传》）。
不得不说歹人有歹命——晋惠公贪愎自是、忌刻好胜，而且从当上国君后的表现上看实在是才德俱丧、一无是处，然而流亡在时有人扶他当国君，沦为俘虏时有人给他告饶，鼠目寸光不通人情，却还有人替他收买人心。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份虚假的自责与慰问总算是收到了成绩——晋国人群情振奋，而吕甥则趁火浇油：“国君身陷敌国不担忧自己的生命，反而担忧着群臣，可谓仁惠之至！大伙说，我们该怎么报答他？”
大家说：“怎么办才行呢？”
吕甥顺势说道：“征收赋税，修缮甲兵，团结在嗣君的周围，让诸侯们都知道，我晋国虽然丧失了国君，却还有新的国君，群臣和睦，力量更加强大。这样一来，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就会勉励我们，国际上的反晋势力就会害怕我们，怎样？”
大家听了很高兴：“行，我们就听你的！”

这番动员，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作爰田”与 “作州兵”。
“作爰田”，即将公田赏赐给众人，这导致了晋国的土地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使用，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而在当时尤能取悦于民。
“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民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力，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一般认为，“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这就增加了兵源。
这两项改革，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有人根据晋文公在位九年而霸，认为当归功于晋惠公时期积蓄力量的不凡政绩。不过，那时的晋惠公正被囚禁在秦国，两项改革是由晋国的群臣自发实施，尽管是以晋惠公的名义进行、事后可能还得到了他的允可承认。
不过反过来看，这番归于晋惠公名下、取悦于民的改革，大约也为晋惠公后来被称为“惠”提升了不小的分数值。

办完这些事后，同年十月，吕甥来到雍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约。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和睦么？”
“不和睦。”
“哦？”
“小人以失去国君为耻，又因丧失亲人而悲伤，不怕多征赋税，舍得花钱添置武器盔甲，并且拥立太子圉继任国君，说：‘宁肯奉事戎狄，也得报这个仇。’君子则爱护自己的国君但也知道他的罪过。他们也不怕多征赋税，舍得花钱添置武器盔甲，却是为了等待秦国的命令。他们说：‘宁可牺牲，一定得报答秦国的恩德。’这样，所以不和睦。”
这又是番绵里藏针的说辞——所谓的君子与小人哪有针锋相对？倒是大有同秦国再干一仗的架势！
秦穆公也不动声色，又问：“贵国国内对晋侯的命运有何看法？”
“小人发愁，认为国君不免灾祸；君子宽心，以为国君必定回来。小人说：‘我对秦国太无情了，秦国岂肯还我国君？’君子说：‘我已认罪了，秦国必定还我国君。’他背叛了，就抓起来；他认罪了，就放回来。恩德再没有比这更厚的了，刑罚也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了。内心臣服的自然感恩怀德，那怀有二心的也会畏惧刑罚。这一仗如此了结，秦国真可成就霸业了。不然的话，当初帮他回国登位，又不让他安于其位；后来废了他的君位，又不让他复位，以致原来施的恩德，反变成仇恨，秦国总不会出此下策吧！”

平心而论，这不但是狠话，而且有点怂恿人作死的味道——当年可是鲁僖公十五年，齐侯小白（齐桓公）还在，这时候奉承别人去成就霸业，很是居心不良。
秦穆公也不点破，顺坡下驴：“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但口头这么说，而且马上下令改善晋侯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以七牢之礼招待之。
所谓“七牢”，简单而言就是馈送了七副牛、羊、猪等使用物品。
楼主表示，以此对待晋惠公，真的是太浪费了……

同年十一月，晋惠公被获准释放回国。在他回国之前，蛾析劝庆郑赶快逃跑避难，庆郑回拒道：“使国君陷入失败，失败了不死反而逃亡，又让国君失去了刑罚，这就不是臣下了。臣下而不合于臣道，又能走到哪里去？”
而晋惠公果然不负众人忖度，于二十九日杀了庆郑，然后才进入国都。
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能缺德——不，应该说是蠢——到这个地步。

平心而论，庆郑的确难逃一死——韩原之战时，双方国君都陷入了困境，但是，晋惠公似乎程度要轻那么一点，而庆郑当时出于个人意气硬是要让自己的乌鸦嘴灵验一回。非但如此，他还在韩简等人极有可能擒获秦穆公之际召唤他们回车救驾，结果贻误了战机——如果不去救晋惠公，说不定已经将秦穆公俘获了，将来好歹还有可能来个交换。
所以，如果按军法将庆郑论处，其实未为难事。
但是，晋惠公这一类人的长处之一就在于，他们往往能将世上一切本可以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做好的事，用极其龌龊如同过街之鼠的方式去完成。

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穆公说：“我怨恨他们的国君，但怜悯他们的百姓，而且我听说唐叔的后代必然昌大，所以晋国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吧，我们姑且树立德行，以等待有能力的人”，于是又给晋国运去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开始征收晋国黄河东部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官员。
晋惠公当年开的支票算是兑现了，虽然比较勉强。

【东施效颦——关于宋襄公的图霸】
韩原之战的第二年春天，即鲁僖公十六年春，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
一、从天上坠落石头五块，而且这是坠落的星星。
二、有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这是由于风太急的缘故）。
当时周朝的内史叔兴正好在宋国进行友好访问，宋襄公缠着他问这两件事的缘故：“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
“嘛……今年鲁国多有大的丧事，明年齐国将会有动乱，而您会得到诸侯拥护，只是……不能保持到最后。”
宋襄公似乎还比较满意这个回复，就放他走了。叔兴从宋襄公那里离开后，告诉别人说：“宋公问我这些事实在不恰当，这是有关阴阳的事情，和人事吉凶无关。吉凶由人的行为决定。我之所以那样回答，实在是害怕宋公生气而不得已啊！”
然而——
当年三月，鲁国重臣公子季友病逝。秋七月，同为鲁卿的公孙兹去世。
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

葵丘之盟那年，齐桓公的连襟兼侄女婿（我没打错字）、长期追随其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
在宋桓公病重去世的前一年，大子兹父曾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是我兄长，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
兹父的母亲，是宋桓公的正室夫人（齐桓公的侄女兼小姨）。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周代嫡长子继承制，目夷年长大（而且从以后的事情中可以看出比兹父贤能），但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
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更加认为其有仁德，便坚持立他为储君。
兹父便这样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这便是宋襄公，之后，他仍然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政事，宋国也因之得到大治。宋襄公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追随在齐桓公身边，表现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去世，还没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这令齐桓公十分感动。再加上宋襄公有让位于兄的贤名，和齐桓公又有亲戚关系，所以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时，都不由想到了他。
按常规，诸侯托孤，一般是托付给国内卿大夫。而托付给一位外国君主，则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信任。
宋襄公大约也以此自豪，将自己视为了齐桓公霸业理所当然的继承人。这种念头，在齐孝公登位后，越加强烈。
而且，理论上而言，齐国的霸业明显衰落，平定了奇国内乱的他，似乎也的确是居功至伟可为天下先了。
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呢？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百姓就是神的主宰，如果杀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会，就虐害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什么鬼睢水的土地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这不是很难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省得看你胡作非为。”
这真可谓是忠言逆耳，然而因为逆耳，所以自然也不会被听从。滕宣公行了贿赂托人说好话，逃过一劫，鄫子则倒了霉，真的被拿去给献祭了。
宋襄公志得意满，他认为这是在踏着齐桓公当年的道路大步流星地走着星光大道——想当年，齐桓公举行北杏之会后，将不赴会的遂国直接灭了了事，现在自己也算是依循旧例，树立自己的威信。

同年秋，宋国攻打曹国，理由就是曹国作为东道主居然不顺从。公子目夷再次反对：“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三十天还没结果，他马上退兵回去进行反思，修明教化，加强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崇侯虎就在文王过去所筑的营垒里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以此推广治理一家一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您内在的德行还有所缺陷，但急着去讨伐曹国，怎么能够取胜？何不退回去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等到没有缺点了，再考虑对外用兵不迟啊。”
当然，忠言逆耳，于是宋襄公仍不听。

按道理来说，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状况，一般的会夹紧尾巴规矩做人，好好反思，哪怕是做个样子。但是宋襄公恐怕不是常人，他痛定思痛，准备重新拿出齐桓公当年的法宝——会盟！（传云：宋襄公欲合诸侯。）
楼主表示很难理解：一个连召齐几个小国开会都搞得够呛的人，也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搞会盟“合”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