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也就是刘备为陆逊败于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正当徐盛、潘璋等议乘胜追击刘备之时，陆逊、朱然等却认为曹丕拥大众，明为相助，实则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击。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阶往与盟誓，并征孙权的太子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拒绝后，便于九月遣三路大军来犯：东有曹休、张辽、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坞；西有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江陵。孙权的对应就是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以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诸葛瑾、潘璋、杨粲救朱然于南郡。东路一线曹休军略有斩获；中路和西路则延至明年三月才有结果：夏侯尚军围江陵半年而不破，加上疫疾、怕被火攻，最重要的是因曹仁军而被朱桓所破而被迫一同退兵。这个结果恰好正如战前贾诩、刘晔所料无功而还，此后蜀吴很快又和好，故此战可以看成自襄樊之役、夷陵之役后，三家转为战略胶著状态的分水岭。

二、三路伐吴前曹丕的军事行动
曹丕，曹魏皇朝的建立者，后受谥为文，也就是魏文帝。八岁时能文，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而据其所著的《典论　自敍》所述，十岁时就已跟随其父征宛城，其后从征刘表、孙权时如同他的父亲一样留下一些诗词歌赋，有《述征赋》、《浮淮赋》（《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作《溯淮赋》）等，建安十七年与二十一年（注1）曹军攻濡须坞的战役也有跟随。可以断言曹丕应该对进军濡须和江陵的路线是有大概的了解；这两个战略要地的环境有基本的认识。
曹丕于建安十六年被曹操立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留镇邺城。期间发生了河间民田银、苏伯反，煽动幽冀，此时曹操征马超、韩遂未返，曹丕纳常林议后遣贾信讨平，这算是曹丕第一次亲自指挥战斗。

三、三路伐吴前曹魏与周边的政治环境
东汉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襄樊之战后不久，一代历史巨人、曹魏的实际创建者、超世之杰曹操在洛阳病故，突然群龙无首导致朝野危惧，再加上百姓的劳役颇苦、疫疾，已经出现零星的军队骚动；边民不是亡逸山中就是逃至外族；叛服无常的凉州地方势力乘机判乱。（注3）尽管已被曹操立为太子，但他的王位继承权还是受到兄弟的质疑。（注4）不过曹丕得司马孚、和洽、陈矫等拥护下，（注5）很快就顺利继为丞相、魏王。
然后以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是为魏国三公；以夏侯惇为大将军、曹仁为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曹洪为卫将军、夏侯尚为中领军、曹休为领军将军、曹真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吴质为北中郎将，都督幽、并诸军事，把中、外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宗亲、亲信之手。这是必需的，汉、魏之际政局不稳，还有甚么尽用谯、沛人士（曹操就是沛国谯县人）来当城守的疯言（注6）。枪杆子出政权下，让宗亲、亲信掌握地方军事大权已经算得上最温和了。同时也禁止宦人干预政事，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扩大至妇人与外戚。
民生方面，允许百姓进入国家禁苑；将关口渡口之税都恢复到什一；又派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掊克暴虐者，举其罪。

在尊孔崇儒、下诏选用贤智之士之外，最重要的是采陈群的九品中正制，这选吏的划时代方法，一方面稳住大族之心；另一方面由吏部选用人才，即意味着减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属员名额，有助于加强皇权；也可以让汉魏之际已败坏的察挙辟召制中，（注7）得到另一个可行的方法。但不是代表就完全废掉察挙辟召制，因为曹魏以后一样用这方式来吸纳人才，比方王基。
人们经常讥议丕对曾与他争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据史书材料看，丕对曹植还不是很刻薄的。比如当曹操考虑是否立植时，邯郸淳曾在操面前“屡称植才”，由是“丕颇不悦”。但丕为帝后，虽杀了拥戴植最卖力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终没有对邯郸淳进行报复，还以他为博士、给事中。说明丕对其政敌也并非皆刻毒。丕虽压抑曹植，但毕竟没有置之于死地。从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注8）
内政算是暂时稳定下来且慢慢踏上轨道，外交方面，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武都氐王杨仆率族人内附。孙权除了在曹丕的一次南征有军事冲突外，奉贡、称臣、遣返战俘朱光和于禁等，而曹丕也暂时满足于孙权的屈服，把荆州诸郡另立郢州，让孙权统有荆州以作回应，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3．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逵建议为不可秘，乃发哀，令内外皆入临，临讫，各安叙不得动。而青州军擅击鼓相引去。《三国志　贾逵传》注引《魏略》
及魏武薨于洛阳，朝野危惧。《晋书　宣帝纪》
文帝践阼......是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三国志　牵招传》
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等并举郡反，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文帝即王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刺史。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黄华、麴演各逐故太守，举兵以应之。《三国志　张既传》
4．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 《三国志　贾逵传》
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三国志　任城王传》注引《魏略》

6．太祖崩洛阳，群臣入殿中发哀。或言可易诸城守，用谯、沛人。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谯、沛，而沮宿卫者心。”文帝闻曰：“所谓社稷之臣也。”《三国志　徐宣传》
7．东汉灵献之世......群奸秉权......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用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考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考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时悬爵而卖之，忧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抱朴子外篇 审举》
8．马植杰《三国史　第九章　魏的政治与司马氏专政》

少年时曾旅居江东的曹休可能比较熟悉当地环境，先破历阳（今安徽和县）、后烧芜湖营有功而被迁作征东将军，曹丕期后征孙权便以曹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二十余军，已经可以明确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吴前已命曹休征吴；
《公卿上尊号奏碑》更把此役的发生时间锁定为曹丕代汉（黄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为碑中明确肯定了当时曹休已是“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再加上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为夏侯惇死后（夏侯惇死于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为镇南将军以后；所以此役是发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从历阳渡江。
用兵过程，据孙权遣浩周与魏王曹丕的笺所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注10）屯牛渚的全琮战败后曹休直至芜湖，烧掉孙权的士家数千营。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曹休的军事挙动算进曹丕的南征会有点勉强，其实还有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的征吴为旁证。正如前述，曹丕从征孙权曾作《浮淮赋》，根据其赋内容“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得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武帝纪》则记录作：“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曹操没有发生过战斗，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开芍陂屯田，但实际上《三国志》、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有旁证、《后汉记》有实质证明这一被遗忘的出征（注11），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后方以备随时支援，像襄樊之战时纳桓阶议（注12），不与徐晃一起征讨关羽罢了。
那曹操军这次与孙权军有过交锋吗？答案也是有的。
陈兰、梅成这两股袁术残余势力从扬州刺史刘馥于建安五年上任后就一存存在，拥众数万；建安十四年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张辽督张郃等讨陈兰。但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计，让他能与陈兰一同转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险，但为勇将张辽一鼓作气，“勇者得前”率军讨斩陈兰等。同时臧霸被别遣至皖讨韩当使孙权不得救陈兰，两破韩当于逢龙、夹石，追至舒口；孙权又遣数万分兵陈兰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张辽和臧霸是同级，根本不可能是张辽别遣臧霸，所以应是曹操下令。孙权出兵救陈兰，可见陈兰极可能已降于孙权，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数破孙权军。

延康元年这次南征是否如田余庆先生论为，“大军南征”时别遣满宠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苏高邮境内）（注13），与吴对峙期间击破十部夜袭之兵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
从时间上来分析，同年七月孙权遣使奉贡，如同前述曹休袭芜湖也是发生在七月，所以满宠这次军事行动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内发生，否则很难理解曹孙双方在孙权奉贡后仍然会处于交战状态。那么至精湖前满宠还参与江陵之役，参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闻曹操定汉中后与孙权和议，八月孙权攻合肥一事，满宠的行军速度就算比孙权军还快速一点，江陵之役最迟也要于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则满宠断难单独率军攻江陵，何况江陵城坚，也应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孙权擅取曹丕下令放弃的襄阳，曹丕诏令曹仁与徐晃(、吕常？）（注14）破陈邵、夺回襄阳后再让满宠攻江陵。朝延决定诏令镇襄阳的曹仁至宛城是发生在他被拜为车骑将军之后，曹仁迁作车骑将军的具体月份虽不可考，但断不可能比“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为大将军的夏侯惇更早。再粗略估计一下期间发生的事所需的时间，据孟达日后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假设从朝议至曹丕的诏令下达至襄阳的曹仁，约半个月；曹仁把两城的吏民迁移至南阳，一个月吧；孙权的细作得知消息，传予在**的孙权后，静观其变一段短时间，才令陈邵逆汉水而袭取襄阳，一个月不算太长；曹仁得知陈邵据襄阳而上报朝廷，朝议后决定诏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书来回一个月；曹仁和徐晃渡汉水破陈邵夺回江陵，再让满宠至江陵，半个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计起码需时四个月，明显超出了前述的曹仁为车骑、孙权奉贡的时间范围。
从逻辑上分析，若魏军在六月前取得襄阳、江陵的胜利，那么同年秋天柤中蛮王梅敷又怎会带同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还有，曹仁在夺回襄阳后遣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让这么多人投奔孙权？何况曹丕在曹仁取襄阳、徒依附民后拜他为大将军，时间为黄初二年四月，换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夺回襄阳应是发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后，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孙行为，以及曹仁为甚么要徒依附民，避免劳动人口进一步的损失。满宠的江陵之役也当是黄初三年的从征有功；至于满宠至精湖，也应如卢弼所言：“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前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是的，《满宠传》中的错乱甚多，像其后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后则是另一明证，因为曹休死于太和二年。

9．《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元年
另外，根据立于谯的《魏大飨碑》云：“惟延康元年八月旨有八日辛未”，故应是八月才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所以《魏书》有误。

12．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问群下。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曰：“不。”“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案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驻军于摩陂。《三国志　桓阶传》

14．据《横海将军吕常碑铭》所载，他在襄樊之战死守关羽至黄初二年正月薨前有一句：“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食邑并七百户，将遂迷声于方表，扫丑虏于南域，建元功于大魏。”根据其后的分析，江陵之战应该只是《满宠传》句子前后倒置，所以“扫丑虏”应该是吕常从征破陈邵夺回襄阳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