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健 



《 北京大学学报》 1995 年第4 期刊出了周汝昌先生的长文《 还．红学”以学一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试图贯彻“一切唯以实事求是与临文不讳为学水道德准则”，对百年红学进行思考，确实具有相当的深意，文章一开头就说：“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接着，又郑重地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更是抓住了要害，语重心长，颇具启发性。

这话说的何等明白！ 《 红楼梦》 明明是月部“特真事德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曾雪芹即是《红楼梦》 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③ 在这里胡适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将真事隐去”与“自叙”完全不相容，既已“将真事隐去”，就与史传原则相悖违，根本谈不上“自传”。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里说：“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说得很有道理。至于小说融进作者生活经验，与写作“自传”乃是不同质的两回事。周先生曾以中国传统的“六经皆史”、“中国小说，本源与本质是‘史’，是史的一支”④ 来证《 红楼梦》 的自传说，也不能成立。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为人立传”，是史官的特权，所谓“宣付国史馆”是也。别的人没有为人立传的资格。《 段太尉逸事状》 实际上就是《段秀实传》 ，却不能公然叫“传”，而只能称“逸事状”，而且临了还得表白：“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以免发生误会。为人立传，尚且如此，就吏谈不上为己立传了。联系曹氏家世，情况就更明显．顾颉刚1921 年6 月7 日给胡适的信后补记道“胡适… … 谓顷到满人志锜家，询间曹寅事，不料他连这个人也不晓得。间他有无满族史书可翻，亦是没有适之先生又述志铸的话，说满人死了、无论如何的大官，求人作传，作墓志的，总是很少．先生因想及《耆献类徽》 里满大臣除了国史馆所作传外，请名士握笔的的确是很少。所以曹家赫赫扬扬了几代，乃无一篇传状可见，亦不足怪。”⑤ 既然如此，又为何一意要从“自传说”着眼去考证呢？个中原因，理论上是受西方文论影响。周先生批评胡适的“意障”，说“问题的根本是他的‘西方意识’在指导一切。他是想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特点特色都改成西方化― 包括语言文字民族精魂在内！ ”可惜他指的只是“白话主义”，而忘记了“自传”说即是西方化的一种理论。胡适1922 年3 月13 日日记中，粘附了一张针对蔡元培的剪报：“为什么以《 红楼梦》 影射人物是考证情节，以《红楼梦》 为自传便不是考证情节？况且托尔斯泰底小说，后人说他是自传，蔡先生便不反对，而对于胡适之底话，便云“不能强我以承认, 则又何说？”⑥ ，就是一证。在实践方面，是由当时的不根之谈诱发出来的，胡适于1921 年5 月30 日给顾颉刚的信，附寄《 晶报》 所载《红楼佚话》 四则，评论说：“可见人对于‘传闻’的信心，真有不可及者！”⑦ 顾颉刚1921 年7 月20 日给俞平伯的信，则提到其中“濮君某言，其祖少时居京师，曾亲见书中所谓焙茗者，时年已八十许”的话，发挥道：“其实他们倘使真遇到了焙茗，岂有不深知曹家事实之理，而百徐年来竟没有人痛痛快快说这书是曹雪芹的自传，可见一斑读《红楼梦》的与做批评的人竟全不知道曹家的情状。若是从前的红学家能稍做些合理的研究，必不让适之先生作启蒙期的第一人了。”⑧

据小注，此信就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原信只有一页，为三十二开白色红竖格八行信纸，四边为红五星花纹，下边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写有“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看来，胡适并非不知道甲戌本的来历，他所以“疏忽”，是因为他心目中根本没有辨伪的观念。

胡适否定了自己1921 年关于戚本有“总评”、有“夹评”、又有“眉评”, 因而是“很晚的本子”的这个符合版本学通则的精论，改口说：“凡最初的钞本《 红楼梦》 必定都称为‘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红楼梦》 的最初底本就是有评注的”。这个标准，既引导胡适等“走上了搜集研究《 红楼梦》 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也为书贾制造伪本制订了必须遵循的规格。若甲戌本是伪托，则己卯、庚辰本、也必是效尤之作。胡适曾谆谆告诫人们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15] 自己却一点也不曾想到从讳字的角度考证此本的抄录年代；他十分欣赏赵嬷嬷关于“接驾”的话及有关的脂批，却没有留意第十六回脂砚斋一条指赵披按为“文忠公之嬷嬷”的侧批。他如果肯以“疑而后信”的态度去考查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文忠公”就是傅恒，他是孝贤纯皇后之弟，卒于乾隆三十四年七月，谥文忠，而雍、乾朝谥文忠者，唯有傅恒一人。脂批既直书“文忠公”的谥号，则必在乾隆三十四年之后。这就足证脂砚斋决不是作者同时代人，脂批也不会是作者写作同时加上的。

胡适的错误，不完全起于轻信．看顾领刚给胡适的信，可以发现顾曾一再提醒要避免史料运用上的错误。如1921 年6 月23 日的信，谈了“大观园非借即随园”的看法。胡适6 月28 日复信说：“你说‘大观园非随园’，我觉得甚有理。当访袁枚所修《江宁府志》 一看，以决此疑… … 此事终当细考。”[16] 不意到1921 年11 月12 日的《 （红楼梦）考证》 改定稿中，仍然彰明较著地写道：“衰枚在《随园诗话》 里说《 红楼梦》 里的大观园即是他的随园．我们考随园的历史，可信此话不是假的。”[17] 胡适为什么知错不改？就是因为此说对他的考证来说太重要了，抽掉了它，文章就不好做下去了。

要之，胡适以“实证派”的姿态登上红学舞台，可是，他关于作者和版本的结论，恰恰缺乏实证。胡适体系从其发韧的瞬间，就偏离了科学正当方向．胡适说《红楼梦》 是老老实实的描写“坐吃山空”“树倒砌外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猜谜的红学家偏要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偏要“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18] “自然主义的趋势”绝不同于“自传”，胡适实际上也无异于“替《 红楼梦》 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他手造了自己的体系，一头扎进去，却处处感到凿他不合，遂长期陷于苦痛写矛盾之中。在潜意识中，他不得不做出与自己的宗旨相背违的事来。比如，他得到了甲戌本，宣称它是“最接近于原稿的本子”，却不得不将它收藏了三十四年，不肯公布于世，而一直欣赏程乙本，并为之作序，其根源盖出于此。

首先，在作者问题上，俞平伯曾经说曹作高续“是确定了的判断，无可动摇。”由于是被作为一个确定的前提接受下来的，并未作任何的思索考全的功夫，因此，说了“无可动摇”，后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动摇。他早先坚执的是“《红楼梦》 底作者和宝玉决是一而非二”[25] 的观念，就已经种下了他在“作者是曹雪芹”间题上的动摇性。1921 年5 月30 日他在写给顾领刚的信中说过 :


，假如陆续发见雪芹底生活人品大不类乎宝玉，我们与其假定《 红楼梦》 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红楼梦》 底真作者非曹雪芹… … 但雪芹与宝玉底性格，知尚有可以符合之处，那自然不成问题，我们也可以逃这难关了！ 我揣想如真作者隐去牲名，所谓“真事隐”；而空空道人、孔梅澳、曹雪芹，皆是假托的。[26]

当时俞平伯是“自叙传”坚定的信奉者，在他的笔下，“曹雪芹”三字不过是“作者”的同义语，如若除“本书”之外，没有“别书可以确证《红楼梦》 是曹雪芹做的”，或者日后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材料与宝玉的性格不合，那他宁愿不承认曹雪芹是《 红楼梦》 的真作者，也要维护“自叙传”的权威的。

1921 年6 月24 日顾颉刚的信中提到“袁枚所记曹家事，到处错误”，又说，胡适所引《随园诗话》 ，与他所见的本子不同，“因此，我对于适之先生的引语颇有些不信任”。俞平伯的回信说：“袁枚原是个荒谬小人，其言自不足依据”, “你同适之所据之《 随园诗话》 竟大不相同，真是怪事，我想何妨找一本板本好的校对一下。照你所说，明义字我斋，竟活活有这么一个人，在适之竟把他消灭了。这真可怪得很！适之所做的《 考证》 现在看来的确已‘七洞八穿’了！这就是进步底证据。”[27]俞平伯此时已经萌发了对于胡适的疑间，只是没有加以深究。

《 红楼梦辨》 刊出不到一年，俞平伯已经有点儿“自悔其少作”了。他对于“自传说”发生了动摇；1925 年1 月，他说：《 红楼梦辨》 待修正的地方很多，而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 为作者的自叙传这句话。”他反省了眼光的自觉地陷于“拘泥”，受胡、顾考证“癖气的薰陶”等。[28] 他这时已经站到了《红楼梦》 是“小说”而非“信史”的立场：

以此通则应用于《 红楼梦》 的研究，则一览可知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责，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透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炙。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 … 万不可说我们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实在用的是极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脱出他们的樊笼。[29]

此时俞平伯，已到了大彻大悟的边缘。可惜的是，俞平伯并没有继续深入思考下去。如他谈曹雪芹的卒年说：若照敦诚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他说：“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颙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30] 这是一般理念的推衍，而没有考虑到是否有鉴定材料真伪的必要。好在作者是否为曹雪芹，在他那里本来就不是决定性的，这是他与胡适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甲戌本的发现引起了他对作者和版本的双重疑问，他说：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钞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证一，误字甚多，证二；有文字虽不误而钞错位置的……证三。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 … 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备手笔乎？是不可解……极疑辫惑，以俟后之观者。[31]

这段话表明，他对于胡适认定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 红楼梦》 写本”, 是“雪芹最初的稿本的原样子”的结论，并没有盲目信从，他最先提出怀疑的意见，因而是极为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