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中国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怪胎”，也许没有人会反对。
上海和深圳的两个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年底，始创之初，制度构建十分粗鄙，几乎没有顶层设计，第一批上市的公司大多为华东及华南两地的地方中小公司，沪市的所谓“老八股”中好几家是注册资本在50万元的区属企业。
1992年8月，深圳发生120万人争购股票认购证事件，场面火爆失控，政府被冲，警车被砸，北京在失控中发现了一个“超级大油田”，两个月后，证监会成立，股票发行权逐渐上收，至1997年，两所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在这一时期，决策层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战略设计：中国资本市场应该为国有企业的脱困服务.大量陷入困境的国企“搓泥洗澡”，打扮成白富美的样子被挂到了市场上，有一位叫张化桥的香港证券分析师甚至认为，当时的国企上市很少有不在财报上动手脚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当年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所有的国家部委都分配到了两到三个上市指标，连共青团、全国妇联都不例外，而这些部门没有合适的企业，其指标就被拿到市场上“出售”，价格大约在2000万元左右，一些在那一时期上市的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大多途经的是这一“灰色通道”。
那些“白富美”在财务报表上打扮得很漂亮了，但体制和制度几无改变，掀开假面，当然不堪一睹，在上市数年之后，企业很快再度陷入泥潭，成为了所谓的“壳资源”，这时候，在二级市场上就出现了狙击手，他们被叫做“庄家”.庄家们通过低价收购未流通的“内部职工股”，成为这些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大兴波澜。1999年5月19日，沉寂多年的股市突然井喷，构成“5·19行情”，一些从来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亿安科技、银广厦、中天科技等等，忽然日日狂涨，激荡得人人心旌荡漾，在它们的背后则是庄家们的贪痴狂欢。

吕梁等第一代庄家折戟于2001年春季之后的一次股灾，随之出现了以德隆唐万新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庄家，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高举混业经营的旗帜，动辄以并购题材拉抬股价，靠高额民间吸资来构筑资本平台，用唐万新自己的话说，“用毒药化解毒药”，最终在2004年的另一次股灾中玉石俱焚。
在此后的岁月中，如吕梁、唐万新这种招摇于台面之上的著名庄家似乎减少了，但是，庄家文化确乎从来没有消亡，他们开始隐身于各个证券营业所里，以“地下敢死队”的身份继续战斗，而吴敬琏所总结的股市特征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
2007年前后，我曾在第一财经的“中国经营者”栏目当过一段时间的主持人，为了探寻上市公司的真相，我特意选择了五、六家股价表现非常优异的公司做样本调查——其中就包括前段时间爆出丑闻的獐子岛。
我到这些公司实地考察、访谈董事长、查阅公司业绩及股价波动，结果得出了一个并不出乎我预料的结论：这些公司的业务波动，与它们的股价波动，几乎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
在一家公司，我问董事长，“为什么你们的股价最近震荡很大？
”他请摄像师把镜头关掉，然后很小声而体己地对我说，“因为这几天券商在换手，换手的成本价是12元，吴先生，你可以在这附近进一点货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来不炒#￥股的原因：
——这个股%￥市从诞生的第一天就是“怪胎”，它从来为囯有企业——现在叫蓝筹股服圌务，为囯圌家的货币zhèng圌策背书，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写着一句话：“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就是保护了所有股东的利益”，此言在我圌囯股市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