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启皇帝的评价以及丑化明代皇帝现象的分析作者 杜车别一、天启皇帝的好学勤奋和对军事边防的强烈兴趣主流历史舆论一直给我们的灌输印象就是，天启大概是一个只会做木匠的白痴皇帝，还是个文盲，喜好的除了做木匠，就是吃喝玩乐。
但看《明熹宗实录》发现不是这样，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我这样说，自然又成了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翻案，是哗众取宠。说句实话，对这样的反应是只能报以苦笑的。说到翻案，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或者抓住某些小道消息，不经之谈，就大做文章。
可是在明史领域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许多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东西，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乃至胡编乱造的结果。考察其史料的源头，都是些私人笔记里道听途说，辗转传闻，或者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的臆测。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
“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1]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
“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2]
熹宗心灵手巧， 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就以清修《明史》说好了，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3]
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不象现在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但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看看下面的记载：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4]。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熹宗实录。这里聊且摘录几则内容，说一下。
天启元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
“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5]
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
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天启皇帝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复是：
“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6]
也就是我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阅读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但看《明熹宗实录》发现不是这样，实录中记载天启皇帝御文华殿讲读的记载比比皆是，对军国大事亲自发表议论更是史不绝书。从真正严肃的史料来判断，天启皇帝文化水平是高的，头脑也是聪敏的，他对军事、对用人的许多意见往往比他的臣下更高明。
我这样说，自然又成了许多人嗤之以鼻的翻案，是哗众取宠。说句实话，对这样的反应是只能报以苦笑的。说到翻案，我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或者抓住某些小道消息，不经之谈，就大做文章。
可是在明史领域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许多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东西，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乃至胡编乱造的结果。考察其史料的源头，都是些私人笔记里道听途说，辗转传闻，或者在一些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的臆测。
大部分人印象里天启皇帝因为做木匠而不理朝政的说法得自于清人王士禛的《池北偶谈》：
“有老宫监言：‘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去手，雕镂精绝。魏忠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汝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1]
而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记载的源头又当是出自明太监刘若愚在崇祯年间写成的《酌中志》一书。
《酌中志》的原文是：
“先帝好驰马，好看武戏，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削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视为戏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客氏喝采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先帝与亲昵近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齐良臣、李本忠、张应诏、高永寿等，朝夕营造，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快圣意片时之适。当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窥视，或有紧切本章，体乾等奏文书，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奏请毕，玉音即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2]
熹宗心灵手巧， 善于机械设计，精于建筑家具的制造，具有这方面的天才是事实。但说天启皇帝为了做木匠就不理朝政，这不过是辗转传闻之后，对事实的歪曲。《酌中志》里也说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所谓太阿之柄下移不过是刘若愚自己的揣测。
天启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东林党的处境惨了一点，也就难怪天启被丑化成极度无能不堪。刘若愚在写《酌中志》的时候，正是崇祯时期被关入狱中，本身为了急于脱罪，撇清和魏忠贤等的关系，也就难免顺着当时的主流舆论说天启喜欢做木匠，而让魏忠贤窃权了。
但从更严肃一点的历史资料来看，天启绝不是那些文人口中昏聩无能只会做木匠的皇帝。
就以清修《明史》说好了，尽管在本纪里对天启极尽丑诋能事，所谓“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3]
但在有些地方也是不得不透露了点真实情形的。比如在明史孙承宗传里提到“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给皇帝讲课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内容都是有规定的。不象现在说书先生一样，光捡那些好玩的有趣的，哄小孩子开心的故事讲就行了，其基本内容还是要局限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上。孙承宗课讲的好，固然是一方面。但天启皇帝能听这种课程，听的很开心，那也绝对是一有灵性的，头脑聪敏的好学生。
同样是《孙承宗传》里还有一处记载，也表明天启皇帝除了对做木匠感兴趣之外，还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看看下面的记载：
“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4]。
一般来说，皇帝对于边情，听官员的奏报也就可以了。但天启皇帝显然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而有更大的主动性，积极性。所以才会另外专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而这种积极主动的情报意识可能是大部分明朝文官都不具备的，看看后来袁崇焕、王洽等人在情报工作上的麻木无能就可见一斑了。那时候的天启皇帝也不过十六岁而已，换现在也就是一个高中生差不多，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当然《明史》的记载毕竟是只鳞片爪的，要想对天启有更全面的了解，还是要看熹宗实录。这里聊且摘录几则内容，说一下。
天启元年十二月的时候，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给天启皇帝上疏说：
“我皇上聪明天纵，朝讲时临，真可谓勤政好学之主矣。但今之尝朝，既是套数具文，无关于政事。而日讲开陈，时刻有限，亦恐不能洞悉于义理之精微，古今政治之得失。”[5]
也就是承认天启很勤奋，经常上朝，也经常听讲。接下来他又担心皇帝退处深宫，会荒废时间。但看见天启批阅奏疏的时候，会经常传谕，说明天启即便在宫内都是非常留神关心国事政务：“尝见皇上发拟本章，每多传谕，以此仰窥圣心留神庶政”。
但就是传谕内容过于琐细，要一一回复，对大臣来说也过于繁琐了，感觉有些吃不消：“臣等欲一一言之，则不胜其烦，欲默而不言，则又失辅弼之职”。
对此叶向高提出批评，希望皇帝以后注意改进。另外还提醒皇帝，在平时休闲的时候也要注意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皇上尤于燕闲游豫之时，览观经史，深戒怠荒，此宗社苍生之大幸也。”
天启皇帝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复是：
“朕在宫中，每日披阅文书，览诵经史及祖宗训录，兼时事忧劳，何有多暇？卿为辅弼元老，正赖责难陈善，匡朕不逮。览奏具悉忠悃。”[6]
也就是我在宫里，每天都在批阅文件，都在阅读经史著作，再加上操心时事，并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但尽管如此，还是很感谢叶向高能够提出批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