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屈原……》一文没有论及同性恋
《屈原……》一文所论述的是“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而不是同性恋者”，没有论及同性恋的是非对错。有网友却莫名其妙地提出了“有什么证据表明只有异性恋爱国，同性恋不爱国？或者异性恋比同性恋更爱国”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屈原是爱国诗人不是同性恋者，表意非常明显，只是就屈原个人而言，不涉及其他任何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凭什么将它等同于“爱国的就不能是同性恋者、是同性恋就不能是爱国的”呢！
我之所以要论及屈原是爱国诗人不是同性恋者，并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干，而是因为性学专家方刚用“同性恋者”否定了载入史册的爱国诗人屈原是一位爱国者，而客观上屈原又不是同性恋者。
文章开始虽有“对此种阴阳失调之人（方刚）”的“愤懑”之说，但愤慨的不是方刚的“阴阳失调”而是他恶搞“两千多年前的一位伟大爱国诗人、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他不恶搞屈原不恶搞端午节，我就不会对他产生愤懑，这与方刚的性取向毫无关系。所以，对于“无权干涉别人性取向”的指责，我也只能拒绝领受了。
至于《屈原……》中两处提到了“阴阳失调”和“性恋态”，我以为并不存在贬义，就像电流只能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一样，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不能算是正常现象了。如果有网友不能接受我的这个看法，则在此表示歉意。
《屈原……》文中的关键，是我的论据是否可以成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不是同性恋者”的证据？这才是大家应该关注评论的。我认为是可以成为证据的。因为，方刚认定“屈原是同性恋”为“史实”的证据是孙次舟的两篇论文的观点，再用闻一多在《屈原问题》中对此观点的“高度认可”作为补充证据。而我的论据同样也是以闻先生的此文作证据！所以，有网友认为我“也是猜测”，是 “坚持一己之见”并不正确。我的所论不是猜测，有证据说话，而且这个证据还是方刚送过来的。我的“坚持己见”其实也不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坚持历史的“成见”或者说是坚持闻一多的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屈原……》文中可能讲得不够透彻，以致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愤慨，此篇再和大家把闻先生的《屈原问题》认真细致地学习一番，看看是方刚还是我用错了这个证据。

二 闻一多被逼“上梁山”
1944年成都诗人节（端午节）纪念会上，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全场大哗。过后，当地文艺界便开始了对此观点的批判，9月间，孙次舟开始反击，作《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载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文学家朱自清便从报上剪下“孙文”，同时写了信一并寄给在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信中表示自己赞同孙的观点。闻一多看过以后，没有打算参予讨论。后来朱自清回到昆明，又与闻一多谈及此事。闻未作正面回答，只问朱自清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我曾和你谈过孙次舟类似意见的事”？朱摇头表示记不得了。十多年前闻一多对孙次舟“类似意见”持什么态度？他没有说明。只在文中添了一个“本年暑假拒绝了官方出版社约稿写《屈原传》”的小插曲。
孙次舟没有得到闻一多的支持，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又发一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朱自清又把它送给远在昆明的闻一多。这回孙次舟略施小计，把李长之给他的信中“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将屈原以梅兰芳相比”这句话转录在本篇的《附白》中，借李长之的口告诉大家，闻一多是他的同盟者。这个信息的披露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因为闻一多是当时最有名气的楚辞研究专家。
接下来他又补上一句恭唯话：“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出拙文远甚”。这就等于把闻一多逼到了墙角，再不发声，无疑就是孙次舟的“同盟军”了。对此，闻先生是这样说的：
“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的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出拙文远甚”，（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这样一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闻一多就是这样被逼着“上梁山”，写出了《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

对于李长之揭出的“底细”，闻一多并没有否认。说明他在李长之面前确实有过将屈原比梅兰芳的言论。孙次舟则据此断定闻一多是他的“同盟军”。而从闻一多“（我）心里也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得过去呢”来看，他的出马也应该是为孙次舟助阵的。但是，令孙次舟也令我们这些读者没有想到的是，被孙次舟用激将法激出来的闻一多提起笔来，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我虽同情孙先生，却不打算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我是想来冒险作个调人的。”
这话，无异于给了孙次舟当头一棒。闻一多不是与他同观点的人，至少观点不是完全同一。那么，闻一多为什么会将屈原比梅兰芳呢？这是因为：
1、作为男性，两人都具有皎美的姿容。
2、在文学艺术上，两人都取得了所处时代的最杰出成就。
3、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和屈原一样，梅兰芳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蓄须明志，始终坚持了拒绝为日伪汉奸服务的事迹，赢得了世人的极大尊重。
那么，闻一多将屈原比梅兰芳的话里，有没有包含“同性恋”的意思？我以为，在孙次舟提出这个问题的1944年，梅兰芳的爱国艺人形象正如日中天举世皆知，作为革命志士的闻一多从阴暗一面揣测梅兰芳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对梅兰芳有过这种揣测，而将屈原等同的可能性更不大。至少可以说没有在认知上形成定论。如果像方刚所说闻一多“高度认可”了孙次舟的“屈原是同性恋”的观点，那他为什么要避开这个问题作调停人，而不坚持真理，理直气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坚决支持孙自舟呢？

四 闻一多对《离骚》的高度评价
在《楚辞》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闻一多除了认定“廖季平先生的《离骚》即秦博士的《仙真人诗》的说法是真正著上了一点道儿”外，也肯定了孙次舟这篇《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贡献最大”，但是，对于孙次舟的贬损《离骚》，他却给予了有力的回击。
孙自舟认为《离骚》里面“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闻一多则不客气地回敬：“如今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这对屈原是不太公平的。”
孙次舟认为：《离骚》是屈原与靳尚争宠被谗，使气出走，年深日久不见召回，而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
闻一多则答之：“总之，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说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在骂街吧！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
“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样的评价，说多高就有多高。
“从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学艺术，而且这文学艺术里面还包含了作为一切伟大文学艺术真实内容的教育意义，因此，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离骚》之堪‘与日月争光’，真能如孙先生所说，是‘汉以后人误解’了吗？”
堪与日月争光，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里对屈原和他的《离骚》作出的高度评价。孙自舟要否定它，却被闻一多坚决阻止了。

六 闻一多对孙次舟的严厉批评
闻一多说：“事实本来是先有弄臣，而后变成文人（而且不是一个寻常的文人）！孙先生却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后变成弄臣。这一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依我们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依孙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成了奴隶。”
闻一多在这里又用上了阶级分析法！
他严肃地指出孙次舟把事实看倒头的原因是中了“这些毒素”：“士大夫的顽固的道德教条主义——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优越感——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
他指责孙次舟站在压迫者的阶级立场上“对于被压迫者的本能的嫌恶”，一发现屈原的奴隶身份，“便冒火”、便“嫉恶如仇”的要“除恶务尽”、便“不问青红皂白”的“拳打脚踢”。
他指责孙次舟“虽没有把一切于屈原有利的都否认了”却“确乎把一切于他有损的地方都夸大了。”

对于孙次舟“缺少屈原也没来头，……即使我真是‘信口开河’……也不应得什么罪过”的说法，闻一多怒声喝斥：“先生！这就是罪过。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不是吗？”
闻一多在指出孙自舟“摧残屈原的动机是嫌恶奴隶”的同时，也指出文艺界“救护屈原的动机也是嫌恶奴隶”。他说：“文艺界也是见奴隶就冒火的，所以听人说屈原是奴隶就冒火。……在这个社会制度下，对于被压迫者，我们都是迫害狂的病患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