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回的张献忠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癸未年仲冬吉日造）。

如吴禄贞在东北纳女伶尤鑫培为妾之事，在当时与蔡锷眷恋小凤仙并称。庞树柏《红脂识小录》云：“将军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尤佐之，益轻财任侠，阴结天下士，为他日中原用事张本。”--吴的亲友团把尤鑫培写成贤内助，袁世凯那边对政敌嗤之以鼻：戏子就是戏子，男人一死不又出去卖笑了？

　　2015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精美随葬品，是当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墓主人刘贺的生平经历也备受关注。2016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辛德勇先生的新著《海昏侯刘贺》，这是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本文原题《海昏侯刘贺的墓室里为什么会有〈齐论·知道〉以及这一〈齐论〉写本的文献学价值》，文章首发于10月21日辛德勇先生的新浪微博。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主持海昏侯墓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在《考古》2016年第7期撰文报告说，墓内出土的竹简，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失传已久的《齐论·知道》，同时还刊发了包括篇题“智道”（知、智通）在内两支简的照片。很多人为这一新发现的新材料，兴奋不已。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合理地看待这一发现？对此，我已在《怎样认识海昏侯墓出疑似〈齐论·知道〉简的学术价值》这篇读书笔记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再来谈谈对刘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篇简文的认识，以及除此《知道》篇以外海昏侯墓中可能同时存在的《齐论》其他篇章的文献学价值。

　　尽管如此，汉武帝时期对儒家思想的阐扬，确实“焕焉可述”。除了在官学中的尊宠之外，在皇室成员的教育方面，也很显著。具体就刘贺的情况而言，在他做昌邑王的时候，其师王式，便是传授《鲁诗》的名家，曾“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特别是“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而昌邑王刘贺自亦能“诵《诗》三百五篇”，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也数番引《诗》相谏，国中臣子甚至对他称谓《诗经》为“陛下之《诗》”。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刘髆，初时系以少子为汉武帝所爱，故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来做他的“太傅”。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礼记》、《孝经》在内的多种儒家典籍，与《汉书》这些记载相参照，反映出汉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养过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经成为教授的核心内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汉廷治国理念的转变，正是以此为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齐论·知道》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么，是不是能像现在一些人那样，仅仅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儒家典籍，来否定《汉书》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证明他知书达理、循规蹈矩，从而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们若是看一看时下那些毕业于中央党校而最终被关进秦城的党政高官，再看一看我们学术界那些满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高论而在实际生活中惟校长大人之命是从的“清流”教授们，就会明白这样的想法有多么幼稚。

　　盖刘贺性本“不好书术而乐逸游”，这些仁义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并没有从中汲取营养，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师王式，其实正是屡屡“以三百五篇”切谏主子，但刘贺的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又昌邑王国的中尉王吉，是一位修身谨严的贤人君子，同样引据《诗经》以谏阻刘贺的驱驰游猎行为，但这位公子哥儿却是“复放从自若”。如前所述，海昏侯墓中尚出土有儒家经典《孝经》，而就在后来被专擅朝政的权臣霍光废黜帝位的时候，刘贺还脱口而出念诵了其中的一个文句，说什么“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但刘贺引述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其修养高深，神智精明，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这一点，恰恰是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这一神智状态和“动作亡节”这一行为特征最好的证明。

　　《诗经》、《孝经》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论语》也就同样无法在刘贺的身上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前面提到的昌邑国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贺说《易》”之外，在对儒家学说的传承与弘布阐扬方面，还特别“以《诗》、《论语》教授”。如此一来，在他的主子刘贺的墓室中发现《论语》，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无奈刘贺其人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导的结果，上面已经谈到，亦即这位藩王依然“放从自若”，“终不改节”，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甚至都没有装模作样地掩饰一下。或许令王吉稍可宽慰、同时也哭笑不得的是，刘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曾专门派遣使者给他送了一大堆酒肉，算是领受了他这一片书生气十足的忠心。

　　不过，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王吉当年向昌邑王刘贺“教授”的《论语》，海昏侯墓中发现的《齐论·知道》，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因而也可以说这一发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王吉是西汉传授《齐论》最重要学者，他学的、讲的，都是《齐论》，自然会向昌邑国王刘贺讲授。在昭帝去世之后，霍光派人迎立刘贺为帝的时候，王吉审度时事，剀切劝告他对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个傀儡皇帝而已，其间就藉用了《论语·阳货》的文句。

　　《汉书·艺文志》记载：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

　　前文提到“王吉”，后面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唯王阳名家”，相互关照，王阳只能是指王吉。故唐人颜师古释云：“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王吉字子阳，见于本传，而且其少时尝因学问而客居长安，所居里中即有谣谚以“王阳”相称，颜师古的解释，固然不误。但为什么王吉字“子阳”却被单称一个“阳”字？盖古人两字之名或单称其中一字，对“字”的称谓，也有同样的通例。如吕后时有张释，字子卿，然而《史记·荆燕世家》却每每单称“张卿”，省略“子”字，与王吉字“子阳”而单称一“阳”字的情况完全一样。因知这是一时通行的用法。

　　前文提到王吉在劝诫刘贺时曾借用的《论语·阳货》的文句，其语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鲁论》则本来是“读天为夫”，今本“天”字系东汉末郑玄依据《古论》做的订正，而王吉所称述者则与《鲁论》不同，仍作“天”字。郑玄当时虽然号称参考了《齐论》和《古论》，来为西汉成帝时人张禹以《鲁论》为主编成的《论语》作注，但依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看法，他实际参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论》，并没有怎么利用《齐论》。武内义雄对比后世文献中残存的郑玄注文后指出，郑氏只注出《古论》的不同写法而没有提及《齐论》。因而，上述引文正显示出王吉授受的《齐论》与《鲁论》之间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论》的一致性。反过来看，这也是印证王吉所学《论语》文本系统的一个实例。

　　昔唐人颜师古在评议前人对《论语》的解说时尝有语云：
　　夫《六经》残缺，学者异师，文义竞驰，各守所见。而马、郑群儒，皆在班、扬之后，向、歆博学，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