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其六为《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2］（P27）
木斋认为，它“是曹植在建安十七年十月之际写作于长江边上的思念甄氏之作”，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以下按木斋的思路，分几点进行论述。
（一）古今学者对于《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的区别，都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认为古诗出于自然，浑然天成，不可句摘；曹诗作诗之迹明显，讲究章法、句法和用字，如胡应麟所说：“第汉诗如炉冶铸成，浑融无迹。魏诗虽极步骤，不免巧匠雕镌耳。”［3］（P19）木斋认为：“曹植具有两种诗风，这两种诗风，既有前后期之不同，总体而言，前期作为贵胄公子游宴斗鸡，主体风格呈现了辞藻华赡、为文而文的一面；后期作品，表现为经历人生苦难之后的忧生之叹，则一洗繁华而为风骨之作。”［1］（P200）从曹植诗歌的构成及前后变化来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他又说：“曹植诗作中原本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诗作、呈现两种不同的诗风，个中缘由，正与曹植与甄后的隐情有关。由于两者之间感情不可言传的私情性质，客观上需要曹植的诗歌写作的表达情感隐秘、简约。”［1］（P201）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会使木斋先生的论证陷入尴尬的境地。
木斋说：“那么，曹植与甄后是何时开始相互发生恋情并开始写入诗赋作品之中呢？以笔者的研究来看，当是发生于建安十六年暑期之后，也就是曹丕带着曹植以及刘桢等六子大量写作游宴诗的时候。”“笔者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是由于曹植在建安十六年七月之后，写作了一系列暗指对甄氏的思念之作。”［1］（P202）木斋认为创作于建安十六年的《离思赋》就是标志曹植与甄氏相恋之始的作品，赋曰：
在肇秋之嘉月，将耀师而西旗。余抱疾以宾从，扶衡轸而不怡。虑征期之方至，伤无阶以告辞。念慈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欲毕力于旌麾，将何心而远之！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
赋前有小序说：“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4］（P40）《魏志·武帝纪》载云：“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超等屯潼关，公敕诸将：‘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秋七月，公西征。”［5］（P34）关于这次离别，曹丕也作有《感离赋》，其序说：“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曰……”［6］（P37）则曹植此赋创作于曹操西征之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曹植所“怀恋”之人是谁？木斋说：“那么，曹植所‘无阶以告辞’者为谁？不可能是曹丕，别说两人竞争，即便是当时关系还不那么紧张，也不会是‘无阶以告辞’。所谓‘无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台阶，而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无阶’，是无法找到这个台阶去与心中思念之人告辞。”［1］（P203）其实，曹植在序中已经特别点出“太子留监国”，则他所“怀恋”之人正是嫡兄曹丕。曹植天性孝友，他对父母、兄弟、姊妹，包括嫂子甄氏及朋友都怀有真挚深厚的情感，他的弟弟出继族父，他作有《释思赋》，其序说：“家弟出养族父郎中，伊予以兄弟之爱，心有恋然，作此赋以赠之。”［4］（P51）曹丕是曹植的嫡亲兄长，曹植自始至终都对这位胞兄充满友爱和尊敬，所谓争立太子之事，不过是曹植的追随者意图攀龙附凤，横生事端，但即使在曹丕百般算计迫害其胞弟的时候，曹植也从没有一句怨言，做过一件对不起兄长的事，况且此时太子之争尚未发生，则此时与兄长分离，心有“怀恋”，非常合乎曹植的性格。
木斋说：“从全诗语气来看，曹植内心深处所记挂的，只能是一位自己深爱又不能去爱的人，而此人对皇朝至关重要：‘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结尾将所思念者比喻为水、林，而将自己比喻为依附于水、林的鱼、鸟，不难看出，这正是写给甄氏而无从奉达的内心表白。史书记载曹植从十三岁就爱恋甄氏，苦于甄氏被曹丕捷足先登，‘擅室数岁’。此文的出现，也许能标志植、甄之间的感情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从曹植系念的强度来说，应该说正是相互之间的相恋之始。”［1］（P203）木斋对此赋的理解恐怕并不准确。我们且看辞赋的原文：“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赵幼文注：“我君，盖谓曹操。”“皇朝指汉朝。宝己，珍重自己。”［4］（P41）完全正确，这两句是曹植祝愿父亲为了汉朝的安危和前途，千万珍重自己，因为曹操作为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关系着汉朝的命运。后两句“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意思是说：只要汉朝政权稳定，国家昌盛，我们曹家就会安享尊荣，乐受其成。可知此赋的创作与甄后没有关系。

（二）曹植有《离友》诗二首，其二曰：
凉风肃兮白露滋，木感气兮条叶辞。临渌水兮登崇基，折秋华兮采灵芝，寻永归兮赠所思。感离隔兮会无期，伊郁悒兮情不怡。［4］（P55）
木斋说：“笔者认为：《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七年十月征讨孙权，曹植从征，则此诗应该写于这次从征，南方气候炎热，是故虽为冬十月，却仍是深秋景色。曹植说自己‘临渌水兮登重基，折秋华兮采灵芝’，采灵芝为何？是要‘寻永归兮赠所思’，也就是说，采撷灵芝是为了等到归程之后赠给所思之人。”“显然，曹植也许是有意将这首在南方水边采撷灵芝思念远人之作，置放于写给夏侯威的另外一首诗作中，以方便保存，也有可能是曹睿整理曹植文集时所作的‘软处理’的结果。总之，曹植此作置于《离友》诗题之下，并在诗作之前说明是写给夏侯威的，而这个夏侯威，以后在曹植其他的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这正是欲要遮盖真正思念之人为甄氏的结果，现在看来，诚所谓欲盖弥彰是也。”［1］（P204）事实到底如何呢？下面将作分析。此诗前有小序曰：“乡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风。余尚其为人，与之昵好。王师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为之陨涕。乃作离友之诗。”夏侯威乃夏侯渊之子，《魏志·夏侯渊传》裴注引《世语》曰：“威字季权，任侠。贵历荆、兖二州刺史。”［5］（PP273）曹操之父曹嵩出自夏侯氏，曹操与夏侯渊为同族兄弟，渊又是操的内妹夫，关系十分密切，则曹植与夏侯威也是兄弟加亲戚，且又意气相投。据曹丕《临涡赋序》：“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之赋。”［6］（P36）则曹操建安十八年南征孙权时曾在家乡逗留，曹植在此期间结识了夏侯威，二人志趣相投，感情十分要好，曹操班师还乡，夏侯威一直把曹植送到邺城，曹植热情招待了这位知心好友，感情交流十分融洽，《离友》诗其一正是叙写了这个情况：
王旅旋兮背故乡，彼君子兮笃人纲，媵余行兮归朔方。驰原隰兮寻旧疆，车载奔兮马繁骧。涉浮济兮泛轻航，迄魏都兮息兰房，展宴好兮惟乐康。［4］（P54）
夏侯威在邺城一直待到秋天，然后才依依惜别，曹植写了这两首诗赠给这位以后再难见面的知心好友。赵幼文先生在《离友》诗其二注后加按语说：“案《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夏四月之邺。’而此篇所述皆秋日景物，疑与前作异，似非怀念夏侯威者。未能考其写作岁月，姑附于此，且志所疑。”［4］（P56）这是赵先生一时失察。
木斋认为“古人也无采撷花草赠送男性的习俗”，从而认定这首诗不是赠给夏侯威的，正好相反，古代男子有佩香草、赠香草的习俗，早在《诗经》中，这种习俗就有充分的反映，只不过有时显豁，有事隐晦。如《郑风·溱洧》中女子“秉蕳”以赠男子，马瑞辰释“方秉蕳兮”曰：“《传》：‘蕳，兰也。’《释文》引《韩诗》云：‘蕳，莲也。’瑞辰按：《正义》引《义疏》云：‘蕳即兰，香草也。其茎叶似药草，泽兰广而长节，节中赤，高四五尺。’”［7］（P288）又女子赠男子以芍药，马瑞辰释“赠之以勺药”曰：“《传》：‘勺药，香草。’《笺》：‘其别则送女以勺药，结恩情也。’《正义》引《义疏》云：‘今药草芍药无香气，未审今何草。’瑞辰按：古之勺药非今之所云芍药，盖蘼芜之类，故《传》以为香草。”［7］（P290）又《陈风·东门之枌》中女子以椒赠男子，马瑞辰释“贻我握椒”曰：“《传》：‘椒，芬香也。’瑞辰按：椒亦巫用以事神者，《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椒，香物，所以降神。’是也。诗言‘贻我’者，盖事神毕因相赠贻耳。”［7］（P406）在《唐风·椒聊》中，诗人用椒聊以比兴男子。在《楚辞》中也多次提到，如《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8］（P71）《思美人》：“揽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8］（P157）秦汉诗赋中也多有反映，如古诗《新树兰蕙葩》：“新树兰蕙葩，杂用杜蘅草。终朝采其华，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馨香易销歇，繁华会枯槁。怅望何所言，临风送怀抱。”［9］（P336）又曹植《闲居赋》：“仰归云以载奔，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衡以延伫。”［4］（P130）《迷迭香赋》：“既经时而收采兮，遂幽杀以增芳。去枝叶而特御兮，入绡縠之雾裳。附玉体以行止兮，顺微风而舒光。”［4］（P140）古代男子用香囊盛芳草，佩戴在身上，以芳身洁体，除邪去秽。如此说来，曹植折秋华、采灵芝以赠挚友，正是表达他们真挚感情的一种行为。

（四）曹植的《朔风诗》，木斋认为此诗“应写于前文所析的《涉江采芙蓉》的两个月之后”。他说：“此诗前八句看似矛盾，前四句是说自己对魏都的思念，后面四句忽然又说‘凯风永至，思彼蛮方。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似乎是说自己愿意随着越鸟翻飞南翔。其实，此四句可以理解为从对面着笔，说诗人所思念之人，也一定思念着自己，愿意跟随着越鸟，翻飞而南翔。而这身在魏都的被思念之人，只能是甄氏，而这‘越鸟’，也应该成为植甄之间的一个暗喻，越鸟当指甄后，并非指甄后为南方人，而是由于在一次使用之后，其语汇就成为两人之间的一个隐语，这是恋人之间常有的事情。”［1］（P206）关于《朔风诗》的创作时间，赵幼文在该诗的注后曾对其进行探索，他在辨析了各家意见后说：“据《魏志·后妃传》裴注引《魏略》：二十一年十月，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可证思彼蛮方之本意。是时曹植似未在邺。《王仲宣诔》：丧柩既臻，将反魏京。既臻谓至曹植所在地，然后方去邺都，故有怀邺之思。疑此诗或于建安二十二年后也。”［4］（P175）这个意见十分在理，只是没有说明该诗的创作宗旨，其实，这是曹植创作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天的一首悼念王粲的诗歌。
建安二十一年十月，曹操南征孙权，王粲从征，卞后、曹丕、曹睿及东乡公主也都随军出征。在此之前，按照惯例，曹操派曹植率兵驻扎孟津，以备非常，届时可以策应南北。此时的曹植，既怀念北方的故乡邺城，又思念远在南方前线的父母、兄弟及朋友，故有“仰彼朔风，用怀魏都。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凯风永至，思彼蛮方。愿随越鸟，翻飞南翔”这样两意夹起的感情表达。曹植离开邺城的时候是初秋，北返的时候是初春，故曰：“昔我初迁，朱华未晞。今我旋止，素雪云飞。”王粲是曹植的师友，二人关系相当密切，感情深厚，曹植在《王仲宣诔》中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合琴瑟，分过友生。”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卒于居巢，他的两个儿子前往迎丧，北归时曾经过曹植之处，《诔》中说：“翩翩孤嗣，号恸崩摧。发轸北魏，远迄南淮。经历山河，泣涕如颓。哀风兴感，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归鸟忘栖。”下文又说：“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轜回轨，白骥悲鸣。虚廓无见，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闻其声！延首叹息，雨泣交颈。”［4］（P164－165）正是说王粲的两个儿子从邺城前往淮南迎丧，回来的时候曾经过曹植的驻地，曹植凭吊王粲的灵柩，显示了极大的哀痛。所以诗中说：“昔我同袍，今永乖别。子好芳草，岂忘尔贻。繁华将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岂云其诚。秋兰可喻，桂树冬荣。弦歌荡思，谁与销忧。临川慕思，何为泛舟！岂无和乐？游非我邻。”［4］（P173）可见这是一首怀亲悼友之作，与甄后没有关系。
二

二
《行行重行行》《古诗十九首》其一为《行行重行行》，其诗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2］（P19）
木斋认为它“应是曹植在黄初二年六月于邺城所作”，“应为灌均告发植、甄关系，两人被迫分离之际所作”，是曹植对甄后《塘上行》的回复之作。笔者认为这些说法没有根据。由于木斋是将《洛神赋》和《行行重行行》合在一起论述的，所以我们也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说两个问题，以见木斋论证特点之一斑。
第一，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时间问题。关于《洛神赋》的创作主旨及其与植、甄私情的关系，人们的论述已经很多，木斋的解读貌似新颖，其实似是而非，可置而不论，这里只说《洛神赋》的创作时间，以见其论证的特点。木斋认为，“曹植黄初二年后半年，主要是在京城南宫待罪，中间有一次行至延津的折返，随后，在黄初三年正月直接参加元会，但元会不在洛阳举办，而是许昌”。［1］（P236）“所以曹植《洛神赋》写于黄初三年，正如曹植序中所写，丝毫不错。其具体的时间，应该是参加完黄初三年的会节气之后，也就是三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1］（P237）另一处他又说：“曹植在黄初三年、黄初四年都应该参加元会。其中三年庚午‘行幸许昌宫’，元会应该延迟到正月初五在许昌举行。曹植在这个期间，应该先是在南宫待罪，等待处分。随后，根据曹植《表》：‘行至延津，受安乡侯印绶’，三月，改封鄄城侯，四月，改封鄄城王，晚于曹彰等一个月，而且如同钱大昕所说，是县王，非郡王。又据曹植《赠白马王彪》李善注引曹植集：‘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则黄初三年曹植来朝京师，应当是五月来朝京师，会节气。”［1］（P251）在这里，木斋连基本史实都没弄清楚。《魏志》本传：“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封安乡侯而后转封鄄城侯是在黄初二年，三年立为鄄城王。另一处他又说：“历史记载，曹植赴洛阳计两次：一在黄初四年五月，另一在太和五年冬，至六年春反国。”［1］（P253）木斋据此推断《青青陵上柏》的创作时间，那么上述黄初三年的那一次算不算？况且木斋已说曹植黄初二年后半年“是在京城南宫待罪”，算不算是去洛阳？
我们来看《洛神赋》的创作时间，木斋认为曹植黄初三年五月去洛阳会节气，回来的路上创作了《洛神赋》，按木斋的意见是“五月至六月之间”，可是赋中明明说：“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农历五月六月之间天气已经很热，何来“繁霜”？况且是“繁霜”，表明天气还很寒冷，木斋的论证无法自圆其说。其实，《洛神赋》是曹植第二次获罪事件得到解释后，于黄初三年春从洛阳返回封地时创作的，《文选》李善注此两句说：“《毛诗》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10（P291）］非常符合这两句的时间和情景。因此，曹植黄初三年根本没有参加元会和会节气的事情。

第二，灵芝池与曹植的《灵芝篇》。木斋在解读《洛神赋》时说：“‘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甄后喜爱芳草，喜爱采撷灵芝、芙蓉，曹丕、曹植都有诗作记录。曹丕在许昌开凿灵芝池并命曹植写作《灵芝篇》，当与甄后有关。”［1］（P237）在另一处他又说：“黄初四年，曹丕行幸宛，并于是岁凿灵芝池，一直到三月，方才自宛还洛阳宫……黄初四年，曹丕是在宛举办的元会，则曹植必定应该从鄄城赶来参加元会。不仅如此，曹植在参加完元会之后，可能一直跟随曹丕在宛，写作有《灵芝篇》，其首句云：‘灵芝生天地’，《文选》江淹《杂体诗》李注：‘陈思王《灵芝篇》曰：灵芝生玉池’，赵幼文：‘作玉池是。玉池，指灵芝池。’《灵芝篇》结尾：‘陛下三万岁，慈母亦复然’正是身伴帝王之作。”［1］（P251）那么，曹丕开凿的灵芝池是在许昌还是在宛城？还是两地都有？曹植在两地各写了一首《灵芝篇》吗？其实，灵芝池既不在许昌也不在宛城，而是在都城洛阳，而曹植的《灵芝篇》也与灵芝池无关。《魏志·文帝纪》载：“是月（黄初三年十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岁，穿灵芝池。”下文又说：
四年春正月，诏曰：“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筑南巡台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还洛阳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恭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5］（P82－83）
很显然，灵芝池是在洛阳，因其紧接曹丕在宛的叙事，容易使人误以为曹丕在宛穿灵芝池。
再说曹植的《灵芝篇》。《灵芝篇》是曹植《鼙舞歌五首》中的一首，在《鼙舞歌》中，有颂扬大魏应天受命、曹丕应历登极以及叙述诸王离邺就国、亲人离别悲感路人等内容，显然是曹植在曹丕称帝不久创作的，赵幼文先生将其置于《黄初五年令》和《黄初六年令》之间，显然不合适。他将“玉池”解为“灵芝池”也不对，曹植的原话是：“灵芝生玉池，朱草被洛滨。”“灵芝”与“朱草”相对，“玉池”与“洛滨”相对，“玉池”显然不是特指某个地方，“灵芝”与“朱草”只不过作为曹魏应天受命的祥瑞而被歌颂，与曹丕后来开凿的灵芝池没有关系。也许正好相反，先有了曹植的《灵芝篇》，曹丕受到启发而开凿了灵芝池。
现在我们转入对《行行重行行》的辨析。木斋说：“甄后、曹植被告发之后，甄后临别之际应有《塘上行》的吟唱，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应为曹植的回复之作。”［1］（P240）其实，《塘上行》是否为甄后所作，历来就有争论，因为诗中所反映的内容和情调，不符合甄后的身份和性格特征。木斋为此辩解说：“‘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翛！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四句，与全诗的生离死别完全不搭界，一向被认为此诗非甄后所作的证据，其实，曹睿作为帝王兼诗人，在临终之前处理了曹植文集，那么，对于其生母的这首临终诗作稍作处理，或移花接木，或添加数句并非难事。”［1］（P241）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下结论是不是太轻率了？曹睿与其煞费苦心地更改母亲的作品，何不将其彻底销毁，以免让生母的丑事在世间留下痕迹？如果学术研究可以这样下结论，还有什么论证的必要？

木斋的随意比附和武断结论不必一一辩驳，我们只说明下面两点就够了：
（一）《行行重行行》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场合。木斋认为，曹植从黄初元年十一月就一直逗留在鄄城，直到黄初二年春夏之交才返回邺城，他与甄后的私情被灌均告发，甄后的《塘上行》与曹植的《行行重行行》便为“两人被迫分开之际所作”。他说：
植甄之间，在黄初二年的上半年，特别是春夏之际，应该多有诗作往返，笔者前文解读《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提出此二首应为曹植在此时期在鄄城写给甄氏之作，现在，又补充《冉冉孤生竹》一篇，应为甄氏所作。此外，十九首其十的《迢迢牵牛星》一首，其十八《客从远方来》一首，十九《明月何皎皎》一首，也应该是黄初二年曹植与甄后分别期间，两者相互思念之作。［1］（P246）
黄初二年上半年，正是曹植第一次获罪时期，那么曹植此时在哪里呢？是不是像木斋所说，先是在鄄城逗留，然后去邺城与甄后相会呢？对于此时曹植的行踪，徐公持先生有比较详细的考辨。在《曹植生平八考》的“贬爵安乡侯事实考”一节，徐先生在引用了曹植的《谢封安乡侯表》后说：
曹植是在“即道”走到延津时被贬爵的。他从何处出发，表中虽未明言，但从当时他已知道“有司所执”亦即“三台九府”及博士等“请治罪”的情形这一点来看，可以断定他在此前曾到过京师。所谓“即道”，当谓自京师上路；他不是往京师，而是出京师。据《魏志·文帝纪》，曹丕于黄初元年十二月即“幸洛阳”，此后便长以洛阳为都城（称中都），所以曹植此时就是出洛阳而“即道”。由此可以进一步推知，曹植在获罪后，曾被从封邑临淄召至京城洛阳，听候处分。但尚未定罪，即又被遣出，故云“抱罪即道”。至于他怎么会走到延津的？那可能是他又被遣返封邑临淄，延津正在洛阳去临淄道中。［11］（P207）
曹植第一次获罪，曹丕本想借机除掉这个曾经与自己争夺太子之位的弟弟，以绝后患，由于卞太后的干涉，只贬爵安乡侯。这是一个名号侯，没有实际的封地，曹植自然无处可去，只能呆在京师洛阳。徐先生说：“曹植所封既为乡侯，又有程昱与之重封，则其亦虚封无疑。安乡侯既然是虚封的，那末他当然不会去封地———无地可去。”［11］（P210）徐先生列举了三条材料证明这一点：第一条是《文选·责躬诗》李善注：“植集曰：‘诏云：知到延津，遂复来。’”［10］（P299）曹植第一次获罪，被召到洛阳，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被逐出洛阳，行至延津，接到贬爵安乡侯的诏命，于是又回到洛阳。第二条也出自《文选·责躬诗》李善注：“《求出猎表》曰：‘臣自招罪衅，徙居京师，待罪南宫。’”［10］（P299）曹植虽尚有侯爵，但毕竟有罪在身，行动不得自由，故外出必须请示。第三条是《太平御览》卷821所引曹植《乞田表》：“乞城内及城边好田，尽所赐百年力者。臣虽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乐稼穑。”［12］（P325）曹植既已定罪，闲来无事，洛阳久经战乱之后，城内多闲地，正好可以借种地打发时光。徐先生说：“从表中乞城内及城边田的叙述来看，正符合洛阳当时的实际情况。……反之若在邺，则其地建安中即为繁盛之域，黄初时不至于有城内之田。”［11］（P211）徐先生又论证了曹植转封鄄城侯的时间，他首先引用《艺文类聚》所载曹植的《求出猎表》：“于七月伏鹿鸣麚，四月、五月射雉之际，此正乐猎之时。”［13］（P1649）然后说：
文中提及三个具体的月份：四月、五月、七月，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作者在洛贬居的时间。而最后一个“七月”，正与《魏纪》所载相合，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接受司马光之说。不过，这还只是初次获罪和贬爵的时间下限。而我们从这段表文中尚可推知其上限：曹植既然在四月即已贬居洛阳，那么他的始得罪及被议罪等事，当发生在四月之前。要而言之，黄初二年春季始得罪，四月（或更早）被贬爵安乡侯，然后居洛直至七月（居洛期间有乞田、求出猎等事发生），遂转鄄城侯，这就是曹植初次获罪及贬爵的简单时间表。［11］（P212）
徐先生的考证除没有说明曹植第一次获罪的具体原因，及误认为曹植初次就国之地是临淄外，其他都很合理。那么，曹植黄初二年上半年一直在洛阳“待罪”，直到七月才转封鄄城侯并回到封地，在此期间怎么可能与甄后赠诗传情，并在黄初二年六月甄后赐死之前去邺城与她私会？木斋的论断不能令人信服。

（二）《行行重行行》的主旨。古代诗赋中没有对称女子为“君”者，所以这不会是男子赠女子的作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是一首代言体的思妇诗。前六句写良人远行，夫妻生生离别，相距既远，道路阻隔，既远且阻，相见不易。中间六句写自己孤苦无依，因思念丈夫而日渐消瘦，丈夫反有他心而无还家之意。“顾”，李善注曰：“郑玄《毛诗笺》曰：‘顾，念也。’”［10］（P443）后四句写自己因思念丈夫而衰老，却虚度岁月，毫无结果，不如撇开烦恼，保重身体。张玉穀赏析此诗说：“此思妇之诗。首二，追叙初别，即为通章总提，语古而韵。‘相去’六句，申言路远会难，忽用马鸟两喻，醒出莫往莫来之形，最为奇宕。‘日远’六句，承上转落念远相思，蹉跎岁月之苦，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返，点出负心，略露怨意。末二掣笔兜转，以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收住，何等忠厚！”［14］（P84－85）古人解此诗循着两个思路：一是认为它是思妇之诗，如方东树说：“此只是室思之诗。”［15］（P54）二是认为它是逐臣之辞，如张琦说：“此逐臣之辞。谗谄蔽明，方正不容，可以不顾返也；然其不忘欲返之心，拳拳不已，虽岁月已晚，犹努力加餐，冀幸君之悟而返已。”［2］（P21）方廷珪则两义并举：“此为忠人放逐，贤妇被弃，作不忘欲返之词。顿挫绵邈，真得风人之旨。”［2］（P21）将此诗解作忠臣放逐之词，自然有些牵强附会，但它符合以比兴寄托解诗的传统思路，换句话说，这两个解诗思路其思维方式有相似性，二者是类比关系，无论如何它都不可以解作男子赠女子之作品。
由上论述可知，木斋的论证完全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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