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杰里·科因，目前任职于芝加哥大学，是进化遗传学领域的资深科学家。
科因本人在进化遗传学上造诣很深，在大众科普领域也享有盛誉。他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面世仅仅半年，就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新闻周刊》列入了“我们时代的五十本书”之一，并被翻译成了18种语言，在全球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关于本书
在本书中，科因首先打破了“万物都经过了造物者精心设计”这一错觉，然后用大量的客观事实证明，进化论不只是一个和神创论平起平坐的假说，而是自然界基本的事实。这本书同时还力图证明，为什么进化论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引发社会道德的崩塌。
本书认为，神创论者所持的那种“自然界的生物都经过了某个造物者的精心设计”的观点只是一种错觉，再复杂的器官都可以通过自然选择逐步进化出来，而且，生物体内很多器官的设计也不是完美的，这些都是进化遗留下来的结果。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有很多发现只能由进化论给出合理的解释，而神创论无能为力。最后，进化论并不会导致人类道德的崩塌，因为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和驯服自己基因的能力。

进化论和相对论一样，都是科学领域里少数几个经久不衰的全民话题。
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雅克·莫诺的话来说，“进化论有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懂进化论”。这句话放在很多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科学爱好者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在现代欧美，情况更复杂，进化论不仅有大量拥护者，同时还面对着规模毫不逊色的反对者。然而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绝不能简单归结为大众的愚昧迷信。
十九世纪末，进化论逐渐风靡整个欧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普通民众都耳熟能详的论调。
那时的进化论还不太成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进化论，为种族主义的暴行辩护，他们将人类划分为不同人种，然后宣称一些人种属于进化不完全的人类。有了这个理由，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心安理得地对他们眼里“进化不完全的人类”施行了严酷的迫害，在纳粹德国时期，这种迫害甚至演变成了系统性的种族灭绝政策。
有了历史的前车之鉴，进化论从此就在不少人的心中，和道德堕落、野兽行径画上了等号。此外，二战以后，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开始崛起，他们推广了一种叫做 “智能设计论”的主张，以此来反对进化论。所谓智能设计论，其实就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神创论。这种理论试图让人们相信，自然界的每一种动植物都经过了完美的设计，生物不仅可以奇迹般地执行各种复杂的功能，不同生物之间还能通过竞争与合作，变成大自然这个庞大机器上彼此精密咬合的齿轮，所有这一切，一定意味着大自然背后有个高超的工程师。
神创论者往往还会举出眼睛、翅膀这类复杂精巧的器官作为例子，说它们只能由造物主一步到位地创造出来，不可能在自然界中逐步进化出来，试想一下，那些进化到一半，功能还不完全的翅膀和眼睛能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对进化论了解得不多，恐怕很难对神创论者的这套说法进行有效的反驳。

《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正是一本捍卫进化论的手册，它直面神创论者的质疑，从化石、地理、动物解剖学等多个方面对神创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读者可以了解到眼睛、翅膀这类复杂的器官是如何进化出来的，这个过程虽然神奇，但并不像神创论者所说的那么神秘。此外，这本书还列了一些神创论无法自圆其说，但进化论可以给出合理答案的自然界现象，证明进化论比神创论更具有解释力。最后，面对进化论的敌人从道德层面对这个学说的抨击，作者也进行了有力回应。无论之前你对进化论是不是有过系统的了解，这本书都会让你有所收获。

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如何破除了万物都经过了造物者精心设计这个错觉。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惊奇地观察到，自然界里每一种动植物，似乎都是为了实现某些功能而被精心设计的。蝙蝠好像一个天然的雷达，可以发出超声波，能对黑暗中飞舞的昆虫进行精确定位。蜜蜂筑造的蜂巢里，每一个小房间都是完美对称的六边形，而这样的六边形，可以用最省的材料做出最大的空间。电鳗的尾部肌肉里排列着近万个肌肉薄片，每片肌肉就是一个小电池，这么多电池串联起来，让电鳗能够瞬间释放600伏到800伏的电压。
更奇妙的是，不同的生物之间也能彼此完美配合，比如蜂鸟的舌头非常长，可以深入到花朵的深处吮吸蜜汁，从而帮助花朵授粉，而那些为蜂鸟提供食物的花朵也像是设计出来的，因为花朵太深，所以只有蜂鸟才能够得着花蜜。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很容易让人从直觉上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高明的技工。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威廉·佩利就认为，如果你偶然在地上发现一块表，你肯定不会认为这块表是由大自然随机排列组合出来的，你只会把它看作是一位钟表匠的杰作，因为这块表由大量精密的部件组成，任何部件的尺寸如果出现偏差，都会让这块表不能正常运转。那类似的，这个世界上的生物都具有能高度适应大自然环境的各种功能，而执行这些功能所需的器官，只要在设计上稍微出现一点偏差，对应的功能就失效了。所以哲学家佩利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暗示着天上有一位全知全能的设计者，这位设计者毫无疑问就是上帝。
佩利的观点是符合人类常识和经验的。上古时代的人们因为缺乏全面深入观察大自然的种种手段，很容易就被自然界各种鬼斧神工的现象所折服。相比之下，进化论反而是违背人类常识的。眼睛和翅膀这样的复杂器官，怎么可能是不经过设计自然形成的呢？从达尔文时代开始，神创论者就已经把鸟类的翅膀作为质疑进化论的有力证据。因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翅膀是不可能突然出现的，在爬行类和鸟类之间，必定存在一个中间阶段，这个阶段的动物只有还没成形的翅膀。可问题在于，这样似是而非的翅膀对于生物来说是一种累赘，面对自然选择只有被淘汰的份儿，毕竟长出半只翅膀能有什么用呢？
然而化石的发现，让神创论者的这套说法开始站不住脚了。首先，19世纪的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鸟类和某些恐龙的共同祖先，叫兽脚亚目恐龙。兽脚亚目恐龙的化石大约有两亿年的历史，而鸟类的化石最早可以追溯到0.7亿年前，古生物学家们推测，我们应该能在两亿年前和0.7亿年前之间的地层中找到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过渡态物种。
到了1860年，德国一家石灰石采石场发现了一个乌鸦大小的动物化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始祖鸟，它所处的地质年代是1.45亿年前，刚好处于古生物学的预测范围之内。始祖鸟作为爬行类与鸟类之间的过渡态物种，偏向于爬行动物，另一种更偏向鸟类的化石则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被发现，被命名为“千禧中国鸟龙”，但是它的羽毛长而纤细，不能帮助鸟龙飞行。类似的过渡态物种还包括顾氏小盗龙和寐龙，所有这些不具备飞行能力、又长有羽毛的恐龙化石，经测定年代都比始祖鸟要晚，比现代鸟类要早，它们共同构成了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坚实证据链。
上面这些化石证据说明，鸟类用于飞行的骨架和羽毛，并不是在鸟类身上突然出现的，在此之前，过渡态的生物就已经拥有了这些器官的雏形。那么对于这些过渡态的生物而言，它们长出羽毛，不是为了飞行，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有一种解释叫做“自地而升”理论。这个理论认为，飞行源于动物张开双臂的奔跑和跳跃。带羽毛恐龙这么做是为了捕捉猎物，更长的翅膀可以帮助它们更快地奔跑。现存的一种叫做欧石鸡的生物就是如此，它从来不飞行，只是通过拍打翅膀帮助自己向山上奔跑，拍打动作可以帮助它抵消一些地心引力，让它爬上超过80度的斜坡。这种能力有利于欧石鸡在不规则的山地上逃脱天敌的捕食。有了这种在山地间拍打翅膀的奔跑跳跃，接下来就是从高处一跃而下进行短暂地飞行，此后，自然选择会进一步筛选出那些飞得更远的个体，在这种自然选择的压力下，现代鸟类所拥有的一些特征，比如中空的骨骼和更大的胸骨，就会慢慢演化出来了。

古生物学家还原出了翅膀进化的全过程，有力地回击了智能设计论者的质疑。除了翅膀，另一个常常被视为“神迹”的器官就是脊椎动物的眼睛。眼睛的构造特别复杂，包括虹膜、晶状体、视网膜和角膜等一系列结构，所有这些必须要一起工作才能正确地形成图像。进化论的反对者们声称：眼睛不可能逐步形成，因为缺少了这些结构中任何一个，眼睛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然而生物学家们仍然发现了眼睛的进化路径。
最早的眼睛是扁形虫身体上由光敏色素组成的眼点，接着皮肤向内凹陷，在贝类生物上形成杯子形状的原始眼睛，之后在沙蚕身体内，杯口多了一层透明覆盖物，在鲍鱼身上，这种透明覆盖物形成了晶状体。在上述一系列变化过程中，每一步都为生物带来了进化上的优势，有利于生物提升存活率与繁殖率。瑞典隆德大学的两位科学家甚至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来模拟眼睛在进化史上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模型所预测的眼睛的进化过程，和自然界中的真实过程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明，眼睛的进化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
翅膀和眼睛的进化过程表明，复杂器官也是可以通过进化而自然形成的，这就彻底反驳了神创论者所认为的物种需要智能设计者参与的观点。其实除了智能设计，神创论者往往还认为，生物既然都是按照某种目的来设计的，那么这种设计必然也是完美的。然而这个观点同样不靠谱。

如果说达尔文在一百多年前提出进化论时，进化论确实只能算一个科学假说，那么时至今日，随着遗传学的出现和古生物化石的大量出土，今天的进化论已经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撑，不再是一个只能和神创论平起平坐的假说，而是自然界最基本的事实，不该遭到任何怀疑。
然而在学界之外，大量人群对进化论的态度却仿佛停留在了一百多年前的达尔文时代。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就曾经在一次基督教福音派活动上致辞说：“进化论只是一种科学理论，最近几年还不断受到来自科学界本身的挑战，甚至连科学家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确定无疑地坚信这种理论了。”要想知道这套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就该明确指出，自然界中的哪些现象只能用进化论来解释，而神创论则毫无办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作者在书中列出的例子。
第一类例子来自生物地理学的一系列发现。最早的神学家们曾经相信，地球上的生物分布能够和《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述相一致。而根据《圣经》的描述，所有现存的动物都是诺亚带上方舟的那些动物的后裔。神学家们认为，诺亚方舟在洪水消退后，停靠在了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可是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是从这里出发的，袋鼠和巨型蚯蚓这些澳洲特有的物种，是怎么跨越大洋前往它们现在的澳大利亚家园的呢？
面对这个无法解释的难题，十九世纪的一些神学家们，聪明地不再讨论动物是不是真的都是从诺亚方舟出发扩散到全世界的，而是发明了一个新的理论，叫做“遍及全球的多重创造”。
这个理论认为，物种的分布是静止不变的。无论它们在哪里被创造，它们都会世世代代地生活在那里。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各地不断发掘出各种动物的化石，让这种理论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大家都知道，有袋类，特别是袋鼠，是澳洲大陆特有的物种。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有袋类化石形成于八千万年前，但发现地点在北美洲而不是澳大利亚。那么有袋类是怎么从它们的发源地，横渡了浩瀚的南太平洋到达澳大利亚的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大陆漂移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在大陆漂移理论的帮助下，生物地理学可以做出一个很简洁的判断：袋鼠并不需要跨过太平洋，它们是在远古大陆发生分裂前，从北美洲沿着陆地迁徙到澳大利亚的。
怎么证明这个判断是不是正确的呢？化石研究发现，有袋类在四千万年前到达了南美洲最南端，在三千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而这一千万年间，远古大陆还没完全解体，南美洲仍然和今天的南极洲相连，而南极洲又和澳大利亚相连。既然有袋类是从南美洲前往澳大利亚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在南极洲必定存在着有袋类的化石，而且化石的形成时间一定在距今三千万年到四千万年之间。
这个推测吸引了一批批的科学家前往南极洲进行科考。终于到了1982年，古生物学家威廉·津斯梅斯特在南极半岛附近的西摩岛发现了十多个有袋类物种的化石，测定出的化石年龄为距今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年前，刚好和人们预测的年龄吻合。这个发现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进化论不仅能够解释已有的科学事实，而且还能对未来的生物学发现做出正确的预测。

第二类例子来自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早在达尔文生活的时代，德国胚胎学家卡尔·冯·贝尔就曾注意到鱼类、爬行类、鸟类、两栖类以及哺乳类的胚胎在刚开始发育的时候，彼此看起来非常相近。如果神创论是对的，那么胚胎发育根本不应该这么复杂，人类的胚胎应该直接从微小的人形开始发育，不断长大，而不是按照物种进化的顺序，先变得像鱼，再变得像两栖类，再到爬行类，最后才到哺乳类。可如果我们用进化论来解释这个现象，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在一个物种进化成另一个物种的过程中，后代不可能从零开始再创造一个新的发育程序，而是会继承祖先的发育程序，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不太剧烈的改动，而且为了避免这种改动对旧有的胚胎发育过程产生干扰，后代物种进化出的新特征，必须在发育过程中晚些时候才出现在胚胎上。这样加新补旧的过程在每一代新物种的胚胎上不断重复，从而让高等动物的胚胎发育过程重现了生物体的进化顺序。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会复现大自然中的物种进化过程？因为人类有鱼类祖先。进化论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么简明有力。
上面就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作者在书中举出了生物地理学和胚胎学等方面的大量证据，证明进化论并不是和神创论平起平坐的一种假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进化论早已有着牢固的事实基础，而且能解释很多神创论解释不了的问题。然而欧美很多民众并不是出于事实层面的怀而抗拒进化论，他们更多地是在担心进化论会引发道德败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欧美民众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作者又是如何应对这些担忧的。

在欧美，关于进化论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种进化了的哺乳动物，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制止我们像野兽一样行动，道德将会被丢到一边，丛林法则将会盛行。保守派评论家安·库尔特在畅销书《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中写道：对于自由主义者，进化论“让他们逃脱了道德的束缚。做你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吧！压榨你的秘书，杀*****，因为你的孩子有缺陷而把他打掉——达尔文说这对人类有益！”尽管达尔文从没说过这样的话，但库尔特无疑代表了很多民众对进化论的反感。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一些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以及少量政客和媒体对这部分民众的刻意迎合，但这些并不是本书的重点。作者认为，进化心理学可能也难辞其咎。这门近年来新兴的学科，试图把现代人类的行为解释成在自然选择作用下，我们祖先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

比如说，文学艺术可以理解为雄性孔雀的尾巴，艺术家和作家用这些作品吸引异性，从而留下更多的基因；人类容易出现的沮丧情绪，被解释为帮助人类从压力中抽身的适应性手段，有了这种情绪，才能让人重新应对生活；那同性恋呢？同性恋的基因无法传给后代，但这难不倒进化心理学家，因为你完全可以认为，同性恋的男性留在家里，可以帮他们的妈妈照顾其他后代，让更多的兄弟姐妹存活下来，而这些兄弟姐妹也共享了同性恋基因，从而间接地将同性恋基因传到了下一代。
但问题是，找出一个以进化为名义的理由来解释人类的某种行为实在是太容易了。这导致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那就是进化心理学家正在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达尔文化”，使自己的研究变成了一种思维游戏。要注意的是，想象人类如何进化并不是科学，而是故事，更糟糕的是，人们大可以对道德、宗教的起源构建出没完没了的理论，但这些观点是不是正确很可能永远无法被验证，因为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想要在实验室中重演某种道德或者宗教的进化过程，简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作者认为，我们不该一味地假定，人类的某种普遍行为就一定反映了以基因为基础的适应性，否则人类会完全成为一个名为“进化”的大师手中的提线木偶。因为基因不等同于命运，遗传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知道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是有能力去对抗基因的宿命的。
让我们看几个简单的例子。青少年糖尿病是一种遗传疾病，但小剂量的胰岛素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这个疾病的害处；家族性近视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只要通过眼镜就能够矫正这种视力缺陷；人们只要拥有足够的意志力，就能控制自己的食欲，避免不必要的脂肪囤积。这些都是人们通过自己努力来改变遗传影响的事例。
让我们把视野再放大到人类历史的尺度。人体祭品曾属于地球上许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在这种行为早已销声匿迹；罗马时代，将人类和猛兽放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让他们相互搏斗，曾经被视作一种最佳的娱乐活动，如今的人们则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野蛮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与日俱增的正义感，而这些都和进化无关。因为这些改变发生得实在是太快了，从年代来说只有几千年，而自然进化却需要以万年来计算。
由此，作者总结道，进化是以一种无目的、唯物的方式运转的，只会告诉我们自己来自哪里，并不会告诉我们可以去向何方，也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这可以看作是对神创论者和进化心理学滥用者的有力回答。

@利利熊 这是进化论科普贴，吧主，给加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