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这个带谐音的地名——通辽，人们就知道，它的崛起与铁路密切相关。确实，内蒙古通辽，以前是个无名小镇，据说1921年第一条铁路修通，“火车通了（辽）”。于是，人们便把这个地方叫通辽。

通过翻阅这座城市的历史资料，看到城市名称的真实由来与城市发展历程都与铁路有关。为什么叫通辽？因为铁路四通八达，很是辽阔，所以叫通辽。“通辽”二字作为地名，其沿用的历史并不久远，至今才百余年。它的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出放巴林爱新荒。依据主持这次放荒的巴林爱新荒务局留下的档案史料，我了解了通辽地名的产生过程。

现在的通辽市科尔沁区这片土地，原属于科尔沁卓里克图亲王的领地，是一块广阔的牧场。清朝末年，统治者推行蒙荒放垦政策，这里逐渐出现了汉族开垦种植的农业经济，也渐渐有了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公元1912年，第十五代卓里克图亲王色旺端鲁布因为挥霍无度，欠下了巨额债务，打算将祖传的领地正式放出招垦，以放荒收入来还债。此事经呈报后，获批准同意，确定出放。这就是出放巴林爱新荒。正是在这次放荒的过程中，产生了通辽这个地名。

通辽是幸运的。在中国大多数城市还不知火车为何物的年代，1921年，通辽就已经拥有了第一条铁路，到1927年，第二条铁路也修到通辽。这样，小小的通辽镇，就有了向东、向南两个铁路对外出口。

第一条铁路修到通辽时，通辽镇还是一个不足万人的小镇。人们为什么大兴土木，专门修一条通往通辽的铁路，又是谁修的这条铁路呢？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头说起。

郑家屯至通辽铁路，原称“四洮铁路郑通支线”。四洮铁路又是当时修筑的“满蒙五路”之一。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将侵略目标锁定在了我国的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针对日俄两国争夺东北筑路权的情况，政府提出修筑“满蒙五路”。其中，四洮铁路（四平—洮南）1917年4月15日正式开工，当铁路铺到郑家屯时，日本人又提出修建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称“四洮铁路郑通支线”。
最终，郑通支线于1921年12月竣工，翌年1月正式营业。这时候的通辽镇，建镇仅六七年时间。然而通辽镇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联后旗、奈曼、库伦；北接中旗、扎旗、锡林郭勒；往西可达开鲁、林东、奈曼。这片广阔的地区每年都有大宗的牲畜、皮毛外销。随着放荒的进程，粮食、油料产量逐年增加，俨然是一个潜在的大粮仓。此外，这里还有中草药等外运。火车一通，通辽镇自然成为内蒙古东部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此时的张作霖，看到日本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修铁路，疯狂地掠夺财物，于是下决心要把铁路修到通辽。日本人对此多次出面阻挠责难，张作霖置之不理，终于将大通支线全线贯通。大通支线（大虎山—通辽）于1927年11月15日正式通车。由于日本以种种理由不许大通支线与郑通支线接轨，大通支线的车站只得建在通辽城西南五家子，称为通辽南站。

一座不大的小城，不仅拥有两条铁路线，而且分别修建了互不管辖的两个车站，这在中国铁路史，乃至世界铁路史上也是罕见现象。可惜的是，通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车站没有留下图片资料。

1931年11月1日，日军的四列铁甲车沿郑通支线占领通辽北站，炮轰通辽县城，11月2日占领通辽南站。为了扩大侵华战争，日伪将郑通支线和大通支线合并为大郑线（大虎山—郑家屯），通辽南站停用，通辽北站成为两线合并后的通辽站。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铁路的飞速发展，通辽这座草原新城在火车的拉动下快速崛起，车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53年，锦州铁路局确定通辽站为三等站；1965年，通辽站升为二等站；1982年6月，通辽站升为一等站。

2005年10月，由通辽市投资兴建的气势磅礴、具有民族风格的通辽站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把通辽装扮得更加美丽。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现在的通辽站，早已变成了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如今，这个地级市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7条铁路（平齐、京通、通让、大郑、通霍、集通、甘库铁路）贯穿全境。通辽站是局直属一等站，它扼守东北、华北铁路交通的咽喉，有京通、通让、通霍、集通等6条铁路线在这里交会，是连接东北与华北、西北、西南的铁路交通枢纽。这里还开通了前往北京、天津、杭州、沈阳、南京、上海等地的客运列车，从昔日的小站发展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最大的交通枢纽，成为全国38个主要路网编组站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通辽的诞生、发展、繁荣都与铁路的建设与延伸息息相关。火车运输带来跨区域物流的同时，也带来了通辽经济的整体繁荣。

铁路延伸与城市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几乎每一座城市的人间烟火，都会被以铁路为代表的工业烟火所助燃。特别是在新兴的草原城市——通辽，这样相辅相成的关系尤为明显，并在车水马龙与流光溢彩之间，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