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军的战略：
日本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初期的战略是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不过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并深陷中国战场。（同时掩护撤离了大量工业设备）
据说，陆军支持南下战略，以日本海军为主导，进军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消灭英法在东南亚势力，为此不惜与美国开战；陆军让海军去当炮灰。海军支持北上战略，以日本陆军为主导，北上攻击苏联，策应德意的军事行动，得满蒙以图亚洲；海军让陆军去当炮灰。
1938年7月，日军第19师团进攻苏联的张鼓峰地区，遭到了失败。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以第23师团等部约六万人进攻诺门坎地区，在苏军优势机械化部队的反击下，损失惨重，几乎被全歼。经过这两次战斗，日本认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和优势装备是不可能战胜苏联的，而在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集中足以战胜苏联的兵力、兵器的。因此北上战略随即下降到了次要地位。1941年4月，日苏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意味着，从此开始日军将集中全力执行南进战略。

·“攘外必先安内”
（理论形成）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安内攘外”主要是一种消灭异己的理论，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并未上升到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总体战略的高度。不消说，那时南京政府在其内外政策中将目标侧重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统治，“攘外必先安内”的主次内容实际上已存乎其中，只是尚处于朦胧状态，还没有形成一套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罢了。
然而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同南京政府根本对立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党内部也基于种种不同主张而陷于四分五裂。在蒋介石看来，真是内忧外患交相逼迫。针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集团必须从总体战略上作出决策，于是“安内攘外”被当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而确立，并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

（基本思想）
作为总体战略，“安内攘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对内“戡乱”第一，对外“御侮”第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攘外”针对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解决方式又分“战”与“和”两种，即军事方式和外交方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式和外交方式来抗日“攘外”，暂且留到后面再谈。
蒋的“安内”的内涵则比较复杂，它针对三种不同的对象，要求实现相应的目标。
一是针对共产党，求消灭或消除威胁。解决方式也有军事方式和政治方式两种，但以前者为主导。
二是针对国民党内各反对派，要求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团结一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纾国难”；解决方式主要是采取政治手段，但也不排除军事手段。
三是针对全国民众，号召民众“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听统一之指挥，守严整之纪律”。前期主要采取政治宣传和呼吁方式，后期则在政治宣传的同时采取严厉的政治镇压手段。
正因为“安内”的内涵比较复杂，所以蒋介石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安内”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和解决方式便有所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安内”的总目标就是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统治，亦即蒋所谓的“统一”。

（实际举措）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南京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两难局势，陷入一片慌乱，一时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以至蒋介石本人也“殊觉无法补救”，只有大发其“呜呼痛哉”的感叹而已。稍后，随着日本侵略行动的扩大，加之国联无力制裁日本，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遂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他回京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决定“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这种对内的权宜之计大体维持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妥协交涉而结束。实际上，蒋介石以军事方式剿共的决心并无丝毫改变，其剿共大军仍集结在原地。

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演说，反复申述“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意义，要求全体党员要“肯退让”、“讲团结”、“讲宽容”，同时要“牺牲个人自由，尊重本党纪律，服从大会公意”。此后，蒋介石也确实采取了一定措施来化解矛盾，以实现国民党内部的和解与团结。但是，当国民党内发生有损于他的统治权威的事件时，他还是要以“统一”为名，将其制服，从不放过。
例如，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积极抗日，收复失地，将日军赶出察省，严重威胁着南京政府通过《塘沽协定》与日方达成的苟安局面。同时，蒋介石对冯玉祥“借机”发展实力也深为不满，便以“擅立各种军政名义”、“妨碍中央边防计划”、“引用共*头目”的罪名向抗日同盟军施加政治压力。并派军队配合日军对同盟军进行军事围攻，致使同盟军瓦解。
1935年，蒋借追剿红军之机，将嫡系势力伸进黔、滇、川三省，并把贵州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以“抗日救国”相号召，发动两广事变，出兵湖南。蒋一面调派大军准备作战，一面运用政治分化手段，很快搞垮陈济棠，将广东纳入自己的权力控制范围。继之又欲乘机吞掉广西，终因全国舆论强烈反对而不得不寻求和平解决

1935年1月，日外相广田发表演说，标榜“协和外交”，与蒋遥相呼应。以此为契机，蒋极力推行媚日外交。2月，蒋密令中国国际法官王宠惠乘赴海牙任职之机，取道日本，遍访政要，密商改善中日关系。3月，国民党中央下令各地禁止排日，教育部通令禁止使用有反日内容的教科书。5月，双方使节升格为大使级。6月，南京政府颁布《敦睦友邦令》，严禁反日言论和行动，严禁缔结反日团体。
为了表示中日亲善，南京政府严重处理了《新生》周刊事件，查封了这家杂志，并判其主编杜重远徒刑。一时之间，媚日外交的声浪达到高潮。这一时期，蒋企图利用与日寇停战之机全力剿灭红军，并以媚日外交来改善中日关系，阻止或延缓日本侵略。
但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华北事变随之发生，日本欲壑难填，蒋的媚日外交破产。在此情况下，以国民党五全大会为标志，蒋对日态度日趋强硬，然而其对日妥协倾向依然存在，直到全国抗战爆发才基本上停止了。

·“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台儿庄大战后,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作,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当下,将此文的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战争中期，因为国民党军队精锐在淞沪会战中损失很大，战斗力锐减，加上落后的后勤制度，保持不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无力阻止日本的攻势，故此蒋介石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以广大领土腹地，延滞日军兵力，使日军在管理辽阔的中国领土出现困难，同时减低日本可用于开辟新战场的兵源。并将敌后正规军改编，尽量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且以外交方式获得国际赞同与支援，以拖延的手法等待美国、日本两国之间因太平洋利益争夺而反目。

“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
“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第1332页。
“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

可能是“以空间换时间”具体表现的实例：
一是淞沪会战。要是在河北同日本人搞战役决战必然吃亏，抵挡不住，日本人就会沿着平汉路南下直取武汉，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就谈不上以空间换时间，可能武汉很快就会丢失。这个时候，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决定：放弃北边，北边取守势，搞游击战争牵制敌人，把日军的战略进攻主力作战战线引到东边去；在东边淞沪则采取打的方针，越打越大，国民党的军队越来越集中，日军就随之被牵着把战线移到了华东。从历史结果来看，这个战略策略是成功的。
二是徐州会战，即以台儿庄战役为核心、为主体的大会战。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日军参加徐州会战的主力很快沿着陇海路向西进，很可能想拿下开封、郑州，从北边南下。
蒋介石及一些主要的作战参谋人员想出一个办法，叫做“以水代兵”，即把黄河南岸的两个大口子，中牟以北的赵口，郑州以北的花园口炸开，引黄河水南下，形成一个黄泛区，阻止日军从陇海路由北向南的进攻。日军的机械部队在黄泛区起不到作用，有的部队在这里还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
这就可以使日军把作战重心从北边回过头来向东，再由东向西打，仰攻，沿着长江，或者打大别山的南北，夹着长江两岸向西进攻。这终究是一个很长的地理距离，所以这个战略意图也是取得了成功的。但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果也非常严重。

（国民党炸花园口大堤以后形成的黄泛区）

（据说，在此战略的号召下，大量人口与机器迁往西部，实行焦土政策让敌人得不到补给。）
此外，有人认为“以空间换取时间”跟“胜利转进”一样，其实是一种带有吹捧性质的正面宣传口号。
另一方面，虽然蒋介石在1929年北伐成功，但军阀割据依然持续，蒋介石只不过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事实上，大多数丢失的国土都是其他军阀的地盘，蒋介石的嫡系仍然保住了自己的实力，而其他军阀的军队，不少成为吸引日军主力的炮灰。

·有关抗战以前国军的战略部署：
1935年，塞克特返德，推荐法肯豪森继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对塞克特信任有加的蒋介石当即表示接受。从此，法肯豪森积极参与中国的最高机密筹划与各项战争准备工作，并长达四年之久。
193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接连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使国民政府与其达成《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大部分丧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使法肯豪森十分着急，他于7月31日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看法。8月20日，又“特综合各种理想”，写成《总顾问法肯豪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呈送蒋介石。
法肯豪森在《建议》中敦促蒋介石对日本的进攻实行抵抗，并指责其不抵抗政策。他说“华北事件”是“华方一味退让”，日方“用最后通牒式之空词恫吓”的结果，“深信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他批评蒋介石等在日军的进攻下消极抵抗的政策。他警告蒋介石 “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他建议蒋介石丢掉幻想，对日实行坚决的抵抗。
1935年8月20日，根据其以前多年驻日经验，以及对日本陆军的深切研究，法肯豪森拟就的《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中日战争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节录如下：
“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数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细。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心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千百万抵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抵抗意志必须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故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示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样式之国防军。”
“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倘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线，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一分这二。”
“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部、本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南昌－南京区间。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二年后爆发的抗战的大致走向，有相当准确的判断，并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有关军阀与派系纷争：
中国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着派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派系尤为复杂，……。
中国国民党各派系与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之间的关系，是国民党派系关系的主要方面。这一关系的演变对国内政治形势迅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派与国民党中央-蒋介石的关系有时俨然对立，有时似乎从属。
由于蒋介石对待各派系的总方针是能够消灭者尽量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因而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焦点集中于中央。中央对各派的拉拢，和中央与各派的相互利用，往往是暂时的，而相互间的矛盾，斗争却是长期的，普遍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外，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系，阎（锡山）系，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也有的派系内部既包括政治派别人物，也包括地方实力派人物，如粤系中的胡汉民，李济深为政治派别代表人物，而陈济棠则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

——七七事变时期可能出现过的情形：
（七七事变——蒋介石以为是小摩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切报告。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令他感到惊奇的事件。自从1933年长城以来，日本人在华北制造的大小矛盾冲突实在太频繁，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 日本人在华北挑事，推动华北独立运动，试图将华北分裂出去已经是摆在桌面上事。而每次经历冲突、对峙、妥协之后，双方总能缔结一份协定，在这样的协定中，日本总能依靠实力前进一步，但中国也总能守住大部分可以保护的主权。
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毫无疑问和以前的一系列冲突一样，是日本人为推动华北独立刻意制造的。而它可能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
蒋介石这么推测并非没有道理，日本这时驻扎在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团6000人，且事变发生前，日本关东军和本土陆军也都没有什么异动。相比之下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势力相差悬殊，日军在这种实力差距下挑事实在不是明智的。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至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反，蒋介石倒是一直对何梅协定中央军和中央势力被迫退出平津耿耿于怀。因此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并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在新的一次“华北事变”中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既是为表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也是为中央军重回河北制造理由，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几乎马上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及中央军李仙洲的第21、关麟征的第25等6个师的部队动员并北上。
7月10、11两日，蒋介石得到情报：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也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了增兵华北的计划。
对此，蒋不予置信。他依然相信，与之前一系列的华北地区冲突一样。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庐山讲话发表后，国内各民众团体态度激昂，纷纷主战。但蒋介石这时对卢沟桥事变只想局部解决，并不想引发大战--事实上，直到此时，卢沟桥事变后双方的行动尚未超过长城抗战以来一华北系列冲突的框架，若此时双方还在此框架内活动，就此了局，不过是另一个35年华北事变而已。
26日开始，平津形势急转直下，得到增援的日军大举进攻。29日，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天津亦行将失守，蒋介石接报大呼“可悲孰甚！”开始改变对苏联的高度戒备心理，紧急部署联俄外交。蒋介石自称“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这一着真能够对日本有所牵制，就达成目的了。
至此，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华北事变规模和性质的努力告以失败，“华北事变”向“中国事变”极速发酵。

·毛泽东《论持久战》，以及他有关战略的分析：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国民党内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但几大会战接连失利，一时间悲观情绪弥漫大江南北。中国抗战的曙光在哪？1938年5月，凤凰山的这个石窑洞，见证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用八天九夜写下《论持久战》，向全世界回答了这个问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结论振聋发聩。


——主要内容：
1、 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2、 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
3、 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上，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