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元末著名权臣蔑儿乞氏伯颜的生年当在至元十五年（1278）。现存河北正定隆兴寺的两通碑刻，为我们了解伯颜的身后事提供了宝贵材料。伯颜的妻族是蒙元历史上著名的世袭必闍赤长也先不花家族。伯颜身死之后，寡妻幼子相继出家，定居真定。其妻、子及家产并未被籍没，与顺帝朝的政争背景直接相关。在其死后十多年，伯颜妻、子被当时的士人诠释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贤妻孝子。

　　元朝自铁木迭儿秉政以来，逐渐进入权臣政治阶段。蔑儿乞氏伯颜是元朝历史上倒数第二位权臣（最后一位是脱脱）。自元统三年（1335）六月诛唐其势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2]，野心逐渐膨胀。因朝中已无制衡力量，伯颜专权的程度，和燕铁木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十五日夜被其侄脱脱与元顺帝联手铲除。因文献阙如，伯颜事迹多有晦暗不明之处。今河北正定隆兴寺（元时作龙兴寺）的两通碑刻，为我们了解这位元末权臣的身后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两通碑刻，钱大昕曾寓目，录文收入清人沈涛辑撰的《常山贞石志》中。[3]孟繁清先生在《读〈胜公和尚道行碑铭〉》一文中，曾用此二碑揭示出“元代后期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已逐渐加深”，“宗教已成为联系并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们心灵的重要纽带和桥梁”。[4]除此之外，似乎再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碑刻资料，对伯颜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史事考察一二。

　　　　　　　　　　　　一　伯颜生年当为至元十五年（1278）
　　伯颜这位声名赫赫的权臣，曾在元朝中后期历史上留下过重要痕迹，但其生年一直成谜。马祖常撰《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载其“十有五岁，成宗宣命侍武宗于藩”，“大德五年，从武宗北征”海都。而伯颜有四兄二弟。二弟一为伯要台，早逝，另一为马札儿台。[5]马札儿台卒于至正七年（1347），享年63岁，故其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6]武宗受命总兵北边的大德三年（1299），[7]马札儿台已15岁，此时的伯颜显然要长于15岁，故他的出生年份应该在马札儿台的生年至元二十二年之前。
　　亲历过伯颜被黜事件的杨瑀记载：“后至元四年（1338），因伯颜太师称寿，百官填拥。中丞耿焕年迈蹎踬于地，踏伤其胁而出。”余大钧先生在点校此书时也注意到此条史料，认为庆典如此隆重，反映了伯颜当权时的“气焰万丈”，谨慎地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祝寿。[8]但古人“称寿”一般指六十岁以后的整寿。《庄子》有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9]只有庆贺六十以上的生日，才可称“庆寿”，否则只是“做生”。《至正直记》探讨“棺椁之制”时提及，“然近世皆预备棺木，谓之寿函，亦必年过六十，然后可作此”，[10]可为旁证。明人高攀龙证实“人生六十始称寿”，[11]钱谦益为其友人之侄萧孟昉庆祝四十岁生日，还需撰文特别说明：毛晋来请曰：“四十称寿，礼乎？夫子其何以致辞？”余曰：“子以为必六十若七八九十、百岁而后为眉寿乎？余则有以寿孟昉矣。”[12]

　　而蒙古人庆寿的习俗，据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末代甘珠尔瓦活佛回忆：
　　在蒙古也和世界各地一样，大家都要祝贺生日这一天，只是各地习惯不同，祝贺的方式多少有些大同小异。譬如在汉地，所谓整生日，也就是每轮到以“十”来计岁数的时候，这一年的生日是受到特别重视的，如七十大庆、八十大庆等等。可是在蒙古，则是以本命年的生日，也就是当他出生那一年的生肖重逢的时节，那一年的生日最受重视。换言之，每隔十二年一次的生日是比较受到重视的。因之汉地重视六十岁的生日，在蒙古就重视六十一岁，还历那一年的生日。虽然如此，一般人对生日的重视，似乎不如上层社会人士来得那么要紧。我想在汉地也是一样。……四十九岁的生日与六十一岁的生日，是特别受到注视的。[13]
　　可见，与汉地重视整寿的习俗不同，在蒙古风俗中，与本命年重合的四十八、六十周岁生日尤为重要，也就是虚岁的四十九和六十一岁，且社会上层人士更重视庆寿。此时伯颜的四十八岁本命年早已过去，显然更接近六十以后的大寿。

　　考虑到三年前（1335），伯颜还亲率骑兵前往上都袭杀唐其势余党，[14]若其年近七旬甚至八旬，则体力恐难支撑。因此，参考其弟马札儿台的年龄，我们有理由相信，后至元四年伯颜“称寿”，极可能是庆祝其还历寿诞，即虚岁六十一岁。如此，则伯颜生于至元十五年（1278），与生于至元十八年（1281）的武宗海山年龄相仿，比其弟马札儿台长7岁。再结合传世碑刻《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的记载，“三月廿五日是为愍忌，四月四日是为薨辰”[15]，则其生于至元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于后至元六年四月四日，享年六十三岁。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年，伯颜请封其“甫十岁余”的儿子为“洪城儿万户”，“邀驾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为辞，本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车百余乘从行”。[16]迫元顺帝同往，仅酒车就有百余乘，场面盛大隆重，规模浩荡，也可从侧面佐证伯颜对此事特别重视。这一年，伯颜又为其子向自己的使长郯王彻彻秃求婚，遭到拒绝，直接酿成了郯王被擅杀事件。[17]还是在这一年，伯颜“求解政柄，三宫交勉留”[18]。而脱脱对伯颜的“骄纵”之举日渐不安，并萌生出反叛伯父的心理，亦是在这段时间。[19]

　　虽然伯颜在诛灭唐其势后独秉国钧，益无所忌，但在后至元元年（1335）还“奏寝妨农之务，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息彰德、莱芜冶铁一年，蠲京圻漕户杂徭，减河间、两淮、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知经筵时亦是尽心尽力，并一度力辞文宗后卜答失里厚赐的“雄丽视诸王邸”的宅邸。[20]而到了至元四年，文宗后又“命将作院官以紫绒金线翠毛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直计一千三百定”。侈靡如此，自然耗费了不少物力财力，被时人感叹为“服妖”。而此时的伯颜早已将“却宅之德”抛诸脑后，再也不谈“制度务从损约”。[21]短短三年间，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得不令人深思。
　　而伯颜素有迷信之名，“或言伯颜家畜西番师婆，名畀畀，每问来岁吉凶，又问自己身后世如何”。[22]汉人有“六十花甲，从头喜于又新”[23]之说。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还是命理学说，均以一甲子为一轮回，含有万物周而复始、循环无尽的意蕴。因此，甲子之寿，尤为值得纪念和庆贺。若伯颜生于至元十五年，后至元四年就是“他出生那一年的生肖重逢的时节”，则以上种种事迹便能得到合理解释。对伯颜来说，后至元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出于迷信的心理，他在这一年大操大办，广聚朋党，一则以庆贺自己的还历之寿，二则为十多岁的儿子筹谋前程，还因此收到了文宗后馈赠的奢华寿礼。

　　　　　　　　　　　　　　二　伯颜死后其亲族遭遇
　　流传至今的两通碑刻为《胜公和尚道行碑铭》《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前者立于至正十三年（1353）四月八日，为伯颜长子八剌实理在其佛教师父福胜死后，于真定东法华院操办丧事，又在龙兴寺天宁阁左建祠，“入楮币五千缗恒居之，而以子钱具燃灯供佛之费，俾寺僧世世主奉祠事焉”。[24]后者立于至正十四年（1354）三月，为伯颜正妻怯烈真氏在龙兴寺舍长生钱，以子息为亡夫“薨愍二忌”及其母瀛国夫人生辰做佛事之费。
　　《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记载了伯颜的家庭成员信息，即其妻为怯烈真氏，一子名八剌实理，伯颜岳母瀛国夫人为唐兀人孛罗真，其岳父为故右丞相野仙普化，可与《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相对照。沈涛业已指出，伯颜正妻怯烈真氏的父亲野仙普化，即《元史》中赫赫有名的也先不花。[25]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即克烈）氏，其祖昔剌斡忽勒、怯烈哥等人在成吉思汗时就很显赫，被命为必闍赤长。其父孛鲁欢幼侍拖雷，在蒙哥即位时“与蒙哥撒儿密赞谋议，拜中书右丞相”，并获赐真定束鹿为食邑。欧洲著名传教士鲁布鲁克在蒙哥汗的宫廷就曾多次见到这位被其称为“总管”“宫廷大书记”“有权判人死刑”且信仰聂思脱里教的布鲁该（即孛鲁欢）。他还提到阿里不哥由一名聂思脱里教徒教养，而此人被译者何高济先生推断为孛鲁欢。[26]也因为此种关系，孛鲁欢在蒙哥汗死后积极支持阿里不哥争位，失败伏诛，但未祸及子孙。忽必烈即位后，也先不花世袭为必闍赤长，并担任皇子真金的老师。至元二十三年（1286），拜上柱国、光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1298），迁湖广行省平章。八年（1304），转河南行省。九年（1305），进拜上柱国、银青荣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至大二年（1309）卒。天历二年（1329）追封赵国公，至正十八年（1358）因其孙搠思监故，追封瀛王。从碑文中，至正十四年三月其妻孛罗真被称为“瀛国夫人”来看，在也先不花追封瀛王之前还曾被追封为“瀛国公”。

　　也先不花诸子也大多位望通显，长子亦怜真累迁至湖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次子秃鲁拜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录军国重事；三子答思为湖南宣慰使；四子怯烈仕至中政使；五子按摊袭长宿卫，官拜中书右丞，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27]
　　也先不花胞弟中最显赫者，则是在世祖、成宗朝位高权重的“独掌第一宿卫奏记”、后任宣政院使的答失蛮。答失蛮一生任怯薛凡四十一年，以“内八府宰相”的身份掌管黄金家族的内部事务，进而掌握斡脱机构的最高专司部门泉府司，堪称黄金家族的大内管家。后来又随驾亲征，参与平定乃颜、哈丹、海都之乱，亦涉足佛教事务。[28]
　　而也先不花的孙辈，则有与虞集预言科举废罢的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阿荣，以及在元末臭名昭著的奸相搠思监。《元史》总结“怯烈氏四世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鲜与比盛”，实非虚言。[29]

　　出身于蔑儿乞部、实为蒙哥及其后裔奴婢的伯颜，单纯从根脚而言，比不上世臣之家的怯烈氏，但伯颜少时即跟随武宗，北征海都取得赫赫战功，又对海山即位有拥立之功。也先不花之孙阿荣亦为武宗宿卫。也先不花卒于武宗至大二年，其在天历二年的赠号为“推忠守正佐运翊戴功臣”，其中的“佐运翊戴”四字，透露出在成宗朝末期担任湖广行省左丞相的也先不花，可能也参与了拥戴海山。世臣与新贵的联姻，无疑是基于家族利益、庙堂话语权而各取所需的政治结盟。
　　因拥立之大功，至顺元年（1330），也就是伯颜53岁之时，文宗令其“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曰卜颜的斤”[30]，但怯烈真氏的正妻地位并无动摇。

　　《元史》记载，伯颜被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后道出真定，“父老奉觞酒以进”。[35]虽然真定是伯颜从大都到汴梁的必经之路，但因其为妻族怯烈氏的世袭食邑所在，才更能发生父老讽其“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的故事。要知道，在南方流传的伯颜故事，一般是其惨死龙兴路驿舍，“尸水流出户外”，或是百姓讥其贪得无厌：“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36]

　　伯颜死后，其寡妻幼子相继出家为尼为僧。
　　怯烈真氏“薙除鬓发，著坏色衣，为苾茤尼，用昭志节”，又广做佛事，为伯颜增添冥报。先是“捐鬻奁珥”，建大明最胜禅寺，此即河南汴梁的“太师寺”，“在县治西北，元太师伯颜宅也，后改为寺”，入明后为大梁驿。[37]后因回真定娘家，距汴梁路远，深恐寺僧不再为伯颜作福田利益事，于是决定在当地最大的寺院龙兴寺施长生钱，以利息作为每年伯颜生、卒二日的超度之费，同时在母亲瀛国夫人生日当天为其祝祷延寿。从汴梁建寺，到真定龙兴寺舍长生钱，或许有路远不及的原因，更大的可能，则在于政治环境的变动。河南是伯颜的根本之地，怯烈真氏母子久居此处，不免引发元廷猜疑，故而回到真定母家，舍钱事佛、潜心修行，以示安分守己，打消元顺帝的猜忌和杀心。
　　而八剌实理出家后，法号无碍，随唐兀僧人福胜修行，所学不止于佛法。福胜“雅以师道自任，诱掖渐磨，循循弗倦，破惑闲邪，指示正法，旁及儒术，罔不命理究心”，八剌实理自称如今也“粗知趋向，免于墙面”。[38]孟繁清先生认为福胜和尚所传佛教系藏传佛教，其“旁通儒术”的做法“和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颇有吻合之处”[39]，但具体到伯颜正妻，则情况又有不同。前文已经揭示，怯烈真氏来自蒙古克烈部，其祖先不是一般的聂思脱里教信徒，而是学养深厚的世袭必闍赤长。虽然没有史料表明怯烈真氏本人信奉聂思脱里教，但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佛教可能并非其信仰之首选。再加之蒙元时期，从皇室贵族到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方面多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即使是聂思脱里教属性明显的孛鲁欢，由其亲自教养的阿里不哥，也曾给予真定龙兴寺极大的财力支持。[40]伯颜虽以武功起家，但并非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据说，伯颜“知经筵日，当进讲，必与讲官敷陈格言，以尽启沃之道”。后至元二年（1336）三月，元顺帝还“以阿里海牙家藏书尽赐伯颜”。[41]可见，伯颜及其家族的文化素养绝不浅薄。因此，怯烈真氏母子在人生遽逢大变后皈依佛教，既是追求心灵调适的主动选择，也可视为迫不得已的被动避祸之举。而怯烈真氏的母亲为唐兀人，也为八剌实理选择一位唐兀僧人为师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