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金佗稡编》卷二四《张宪辨》。
岳飞诋毁有关官员言论摘要表
诋毁对象 诋毁言论摘要
张俊 俊以怯敌不进，盛言李成之众，以诳天听。高宗宣谕，有“卿独无功”之语，俊始恐悚承命，而后乞以先臣同讨贼。卒之马进之死，张用之降，与成之逃，皆先臣之功，而俊遂叨之以官责……俊之绍兴李成之谋，皆其欺世盗名之大者，臣抑有考焉。 ——《金佗稡编·张宪辨》
王俊 （王俊）自出身以来，无非以告讦得者，雕儿之称，实自是始……在东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为都头。自是以告讦为利，不问是否。——《金佗稡编·张宪辨》
薛弼 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徒，独弼不与，俨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征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望风旨，动息辄报，以是获免于戾。 ——《金佗稡编·建储辩》
罗汝楫 汝楫志于得位，媚宠奉承，无所不至，入奏之际，安恤其为天下后世之误。弼幸于免祸，求以自解，敢肆矫诬，出言之际，亦安恤其为天下后世之欺……而小人抵，一至于是，宁不哀哉！逐鹿者不见泰山，攫金者不见市人，汝楫是也。——《金佗稡编·建储辨》
王次翁 王次翁之《叙记》,其为诬罔，尤为昭灼。——《金佗稡编·淮西辩》
岳珂先生所言，都是无稽之谈，无法佐证。这颇似妇人骂街，专挖对方“短处”，希冀以强词而夺理。如对王俊“在东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为都头。自是以告讦为利，不问是否”之诋毁，乃颠倒是非，指善为恶。其实“俊元系东平府雄威第八长行，因本府缺粮，诸营军兵呼千等结连俊，欲劫东平府作过，岁时俊食禄本营，不敢负于国家，又不忍弃老母，遂经安抚司告首。”王俊光明正大地效忠朝廷，何罪之有？为国立功晋升都头，怎说是“以告讦为利，不问是否”？由此做出“常常出卖同僚而落得‘王雕儿’之恶名”之结论，应该做何解释？
假若王俊真的“常常出卖同僚而落得‘王雕儿’之恶名”，人们必定问个明白，如此恶名之人，何以长期在岳家军担任要职？岳飞连对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只是生性有点自傲的大将傅庆都容不下，找借口将其杀死，为何容得下“恶名”昭著的王俊？这除了说明岳飞善恶不分、重用奸恶，还能作何解释？岳珂如此说事，对维护岳飞形象，未知有何好处？
细细推敲就会发现，岳珂先生诋毁多位官员，是为了说明秦桧“同党”不少，岳飞受害势所必然。他极写王俊之坏，是为了说明秦桧收买岳飞部曲对其加害，都是一些恶名昭著的无赖之徒，不足为信。因此，岳珂先生描写秦桧收买岳飞部曲，颇下功夫。
岳珂先生在《金佗稡编·张宪辨》称：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岳珂先生所言，不值一驳。第一，“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似以广告形式广为收买，如此公开引诱，必然是“卒无人应”，与“密诱”说法自相矛盾。第二，“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必是秦桧或张俊当面对王贵要挟，通信断难实施。但当时王贵刚从行在回来，就面收王俊《告首状》。期间张俊和秦桧没到湖北，也没有可靠的史料证实他俩见过王贵。第三，“桧使人谕之（王俊），俊辄从”之说，更为荒唐。如此机密大事，岂能“使人谕之”？再说使谁谕之？谁见过秦桧所“使”之人？应作相应说明。然而，岳珂先生只是虚指一通，既不说明，又不指证，其谎言不攻自破。
王俊“恶名”既定，岳珂先生顺理成章地为张宪辩曰：
雕儿之号，著称于军，宪为同僚，夫岂不察，则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岂惟军中知之，宜举天下无不知者。始在东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为都头。自是以告讦为利，不问是否……使宪而愚无所知也，则于异谋乎何有？宪而稍有思焉，则必曰：“彼以告讦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谋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呜呼！是虽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 ③。
岳珂先生所辩放弃了应该注重的证据链，抓住王俊“恶名”大做文章，无非为了引导人们循其设定的“逻辑推理”：凡是恶名之人举报之事，都不能采信。王俊是恶名之人，所以，其举报的张宪谋反之事，不能采信。
且不论岳珂先生将岳飞一直重用的王俊，说成恶名昭著之人，于理不通，有损岳飞形象。即使王俊真的名声不好，毕竟是张宪副职，在本军有一定的指挥权。只要张宪举兵谋反，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副职王俊，要么告之意图，求其配合；要么将其杀掉，免其碍事。只要岳飞真的来信“要张宪举兵造反，以迫使赵构恢复岳飞的军职”，作为对岳飞至为忠诚的张宪，无论如何都会照办。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顾及王俊的名声吗？至于杀掉王俊而单独率师行动，恐怕也有风险。因为王俊是以副统制加入岳家军的，带来不少将士。一旦部属察觉，恐怕性命难保。除了对其告知以争取，张宪能有何办法？除非不执行岳飞指令。
岳珂先生关于“俊未尝少顺其说，宪盍亦少觉矣。方且谆谆不已，尽以心曲之谋告之，漫不省其从违，而加之防虑。呜呼!叛逆之狂谋，果为何等事，俊、宪之相于与，果为何等亲，而深信不疑，屡诘不返，有如此哉” ④之辩，同样缘于张宪陷入困境。再说王俊当时也有“且看国家患难之际，且更消停”之忠告，后来又深思“不敢负于国家”，才出面告首。
关于“通书之辞，前后不一，难以遍举，而皆不过曰，某日遣某人，而先臣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又不过曰，某日遣某人，先伯以臣云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呜呼！书既焚矣，是果有书乎” ① 之辩，也不奇怪。从客观来看，如果岳飞确实给张宪写过那样的信，那么张宪必定阅后“焚烧了当”，绝不会将其保存。因为这是谋反罪证，除非他觉得有一天岳飞会对自己不利，可以用其要挟岳飞。但张宪和岳飞关系非比一般，绝不会对岳飞留此一手。相反，若在张宪住所搜到那样的信，倒有可能有人陷害，不足为信。
所谓“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指王贵跟着诬告岳飞，是因为阴私事被秦桧、张俊抓住了小辫子，不得不为。可到底是什么“私事”？岳珂先生却避而不谈。以岳珂先生“知”无不讲之风格，如果真的掌握王贵不得不为其“惧而从”的“私事”，有可能秘而不宣吗？更说不通的是，王贵证言举足轻重，既然顺从了秦桧、张俊，参与陷害岳飞，就算立功，事后即使不升官进爵，至少也应受到奖赏，可他却照样遭到贬斥。这岂不是令人深思？
至于岳珂先生“非桧、俊力肆陷诬，喻之风旨，则王俊之驽贱，敢尔欺天哉……跺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比并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张宪之妄供，以锻炼也；董先之妄证，以恐胁也”⑥之指控，也好比莽夫骂街，掩盖内心空虚，不能举证。
也许有人认为，王俊告首主帅岳飞，有忘恩负义之嫌，是不是岳飞曾经得罪王俊？抑或真的受人收买？
按照岳珂先生的说法，其原因有二：一是王俊因本事有限、人品太差未能晋升而怀恨在心，故伺机陷害岳飞；二是受秦桧收买，见利忘义。
在此，无需再论岳珂先生的无稽之谈，只需细研王俊的《告首状》，便可得出正确的答案。
王俊在《告首状》明确声明：“张太尉结连俊别起事，俊不敢负于国家，欲伺候将来赴枢密行府日，面诣张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统王太尉（按：指王贵）
别有出入。张太尉后面别起事背叛，临时力所不及，使俊陷于不义。俊已于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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