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继续抽：
现在还应该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期里，布帛谷物之间也是有变化的。变化的特征是，绢帛的货币作用越来越发展，谷物和布则逐渐削弱。
李剑农先生曾经断言：“自王莽之乱以来，缣帛跻于货币之地位，虽至五铢钱恢复后，缣帛犹时显其货币之职能。”〔20〕我们认为，绢帛在东汉时期确已隐然向着充当货币的方向发展，但若说那时就已“跻于货币之地位”，则未免过早。（按李先生所举史实，尽属支付作用，亦未能证成其说。）它真正成为货币商品的时期，应当是汉魏之际。假如要为它找一个充当货币的绝对年代，那么魏黄初二年（即曹丕废五铢钱之年），才是它的纪元。然而这时和它一齐取得货币地位的还有谷物；并且它的作用也逊于谷物。如前引晋人孔琳之追叙这时情况所说的“钱废谷用，四十年矣”，言谷而不言帛，可见谷的使用是尤为突出的。南北分裂以后，南方：东晋时还多用谷的纪载〔21〕；到了南朝，布帛之用才显著地盛行起来。北方：绢帛在十六国之时已取得优势。《晋书·石季龙载记》说：“季龙下书，令赎刑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这则记载说明：当时钱帛谷物杂用，而以帛最为人所重。北魏前期，“钱货无所周流”，绢帛的货币职能更加发展。这由“调外帛”一事便可看出。所谓的调外帛是户调以外又向每户征帛一匹二丈的附加税。征取以后，“委之州库”，再交给隶官商人，市买以供官用〔22〕。不说自明，这份帛的征取，自然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把它作为高利贷资本，假商人之手以获利。而在商人手中，又是作为“市买”的流通手段用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府剥削、人民纳税、商贾贸易，都可以使用绢帛。到了太和前后，使用绢帛的实例就更多了。这里不能枚举，仅录其一，《魏书·赵柔传》载：
“……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柔呼主还之。后有人与柔铧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缣二十匹。有商人知其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缙绅之流闻而敬服焉。……”
这则很有代表性的事例说明：最高贵的金珠和最平常的农具都用绢帛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并以之作为交换的手段。赵翼说：“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正是指北魏此时而言〔23〕。不过，直到北魏末年，布也同样使用。前引《魏书·食货志》所说：河北“专以单线之缣、疏缕之布。……以济有无”，即是一例。此外，同书又载，孝明帝时（公元516～528年），蒋钦请将华州、河东等地对洛阳的公物运输，由车运改为漕运，说：
“……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
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市场上，布的使用还是相当广泛的，可能并不多逊于绢帛。但是到了隋代，用布的事例就绝少见于记载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受铜钱和绢帛的排挤，布卸去了它的货币职能，而退处于普通商品的地位。据《隋书·食货志》载，隋开皇年间，曾几度大力整顿币制，更铸新钱，“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铜钱的流通是扩大了。同时绢帛的使用也极普遍。如炀帝课责“天下州县”供给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及堪为氅眊者，百姓不能给，只得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以绢计值，以绢购买；绢在市场上的流通手段职能，似乎比钱还更具优势。
总起来看，钱帛二者已经是商品交换中无独有偶的宠儿了。综括以上所述可见，唐以前的货币发展大势，尤其显明的是自魏晋以来，是逐步向着钱帛兼行推移的。唐代的钱帛兼行，可以说，是一个势所必至的结果。但是，单单历史的原因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必须更从唐代的社会经济中去寻找条件和根据。现在，就让我们对唐代经济状况作一些粗略的分析吧。
现在还应该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期里，布帛谷物之间也是有变化的。变化的特征是，绢帛的货币作用越来越发展，谷物和布则逐渐削弱。
李剑农先生曾经断言：“自王莽之乱以来，缣帛跻于货币之地位，虽至五铢钱恢复后，缣帛犹时显其货币之职能。”〔20〕我们认为，绢帛在东汉时期确已隐然向着充当货币的方向发展，但若说那时就已“跻于货币之地位”，则未免过早。（按李先生所举史实，尽属支付作用，亦未能证成其说。）它真正成为货币商品的时期，应当是汉魏之际。假如要为它找一个充当货币的绝对年代，那么魏黄初二年（即曹丕废五铢钱之年），才是它的纪元。然而这时和它一齐取得货币地位的还有谷物；并且它的作用也逊于谷物。如前引晋人孔琳之追叙这时情况所说的“钱废谷用，四十年矣”，言谷而不言帛，可见谷的使用是尤为突出的。南北分裂以后，南方：东晋时还多用谷的纪载〔21〕；到了南朝，布帛之用才显著地盛行起来。北方：绢帛在十六国之时已取得优势。《晋书·石季龙载记》说：“季龙下书，令赎刑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这则记载说明：当时钱帛谷物杂用，而以帛最为人所重。北魏前期，“钱货无所周流”，绢帛的货币职能更加发展。这由“调外帛”一事便可看出。所谓的调外帛是户调以外又向每户征帛一匹二丈的附加税。征取以后，“委之州库”，再交给隶官商人，市买以供官用〔22〕。不说自明，这份帛的征取，自然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把它作为高利贷资本，假商人之手以获利。而在商人手中，又是作为“市买”的流通手段用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府剥削、人民纳税、商贾贸易，都可以使用绢帛。到了太和前后，使用绢帛的实例就更多了。这里不能枚举，仅录其一，《魏书·赵柔传》载：
“……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柔呼主还之。后有人与柔铧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缣二十匹。有商人知其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缙绅之流闻而敬服焉。……”
这则很有代表性的事例说明：最高贵的金珠和最平常的农具都用绢帛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并以之作为交换的手段。赵翼说：“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正是指北魏此时而言〔23〕。不过，直到北魏末年，布也同样使用。前引《魏书·食货志》所说：河北“专以单线之缣、疏缕之布。……以济有无”，即是一例。此外，同书又载，孝明帝时（公元516～528年），蒋钦请将华州、河东等地对洛阳的公物运输，由车运改为漕运，说：
“……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
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市场上，布的使用还是相当广泛的，可能并不多逊于绢帛。但是到了隋代，用布的事例就绝少见于记载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受铜钱和绢帛的排挤，布卸去了它的货币职能，而退处于普通商品的地位。据《隋书·食货志》载，隋开皇年间，曾几度大力整顿币制，更铸新钱，“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铜钱的流通是扩大了。同时绢帛的使用也极普遍。如炀帝课责“天下州县”供给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及堪为氅眊者，百姓不能给，只得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以绢计值，以绢购买；绢在市场上的流通手段职能，似乎比钱还更具优势。
总起来看，钱帛二者已经是商品交换中无独有偶的宠儿了。综括以上所述可见，唐以前的货币发展大势，尤其显明的是自魏晋以来，是逐步向着钱帛兼行推移的。唐代的钱帛兼行，可以说，是一个势所必至的结果。但是，单单历史的原因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必须更从唐代的社会经济中去寻找条件和根据。现在，就让我们对唐代经济状况作一些粗略的分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