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当公权力已经介入但不作为的时候，个人是否可以私力救济。

我现在不具体讨论于欢个人行为的性质，这太片面，我想从理论或者法学价值方面看待此案。也就是作为个体面对恶势力的暴力无耻行为，公民的自救行为是不应当被法律保护和支持。

我想我给大家出一个案例，大家试着说说自己的想法。

比如一个男的喝多了，回家后仗着酒劲狂砸邻居的房门，当邻居开门后又要强行进屋寻衅滋事，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将其强行推出屋外，致使这个男的摔倒在楼道内，颅脑损伤，轻伤二级/请问，这个邻居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

好吧，可以说一下结果，这个案子虽然被害人有重大过错，但是还是认定邻居是故意伤害罪，在量刑时可以适当从轻，但没有法定免除刑罚或者法定从轻的依据。

因此我们再看于欢案，就不仅仅是一个防卫的问题，而是当自身的人身权受到威胁，自身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下，公民是否可以采取私力救济的行为，哪怕这种行为造成了对方的死亡或者伤害，那么这种行为是否被法律所支持或保护。

正当防卫只是刑法总则规定的一个条款，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可以细分为假想防卫、防卫不适当、防卫不适时，或者事后防卫、事前防卫等等。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某日，一名七十多岁的老者骑车到了某路口，正遇红灯，自行车道内车多拥堵，其便将车骑到了快行道内。前面有一辆汽车变灯后迟迟未动，老人于是下车拍打车门，车内小伙子下车后与老人理论，老人不由分说打了小伙子三个耳光，小伙子于是还手，也打了老人胳膊一圈，老人倒地死亡。经事后法医尸检，老人患有冠状装动脉粥样硬化，死亡原因与冲突当时情绪激动有一定的关联性。小伙子被抓获后，其辩护人一直强调其属于正当防卫。请问：辩护人的理由是否成立？

我当时撰写互殴过程中是否适用正当防卫，就是根据上述那个案子来的。

所谓的激烈辱骂或者轻微暴力造成特异体质人死亡，这个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

现在很多人关注于欢案，是从孝、礼与法，或者防卫过当与无限防卫，以及刑种及刑期上去分析于欢本人的行为，我认为都对，但是还不全面。我关注的是在现有法律没有充分规定的前提下，如果于欢的行为属于私力救济，那么法律是否可以支持或认可这种行为。

上面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于欢持刀伤害他人的行为的动机，是出于一种现实危险性，还是面对自己或其母亲的人格受到侮辱而产生的义愤，这就是俗称的激情杀人。我们要知道，生命权是大于人格权的，用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来维护人格，虽然在民众心理上是可以等同评价，但在法律框架内又是如何呢，很显然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不是一个标准。现在所有的聚焦是该是于欢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已经对方的具体行为，是否让其排出了其他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