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头的话
这篇文章构思大概有几个月，本来是去年圣诞开始有一些灵感，可没过多久就到年关，所以没有即时展开，直到前些时候才重新捡起来。
感觉文章前后可能会不怎么连贯，因为构思的先后顺序和文章的先后顺序不完全吻合，最后一部分反而是比较早就想好的，甚至可以说这篇文章就是几个关联不太大的篇章连结起来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啰哩啰唆，东拼西凑的文章，篇幅又很长，若是在阅读过程中感到困难，请多多包涵。

这次圣诞节一半的时间是在书店度过的，位于市中心的书店，差不多独占一栋大楼的除了这家似乎也只有南门湖边的那一家，这两家书店之间的街道，可以说占了我记忆中市中心面貌的一多半。
奇怪的是，书店在圣诞节并没有什么特殊活动，店内的人也不是很多。我逛书店一般都是东游西荡，很少会直奔一个目标，不过圣诞节后，今年的例外开始多起来了。
回到圣诞节那天，我逛了没多久，就从“中国历史”一栏的书架上，注意到一本书，印象中这本书的标题和护封上的推荐语都颇为唬人，不过现在记不清楚，只记得书的内容是民国时期各式各样名流人物的小传或者轶事之类。
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并不是什么好印象，因为其中关于杨荫榆的一篇，那种故作公允实际上充满偏见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在此节选若干片段，供大家参考：
“留美归国的杨荫榆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准备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好好做贡献。由于北洋时期学风自由，各种歪理邪说盛行，学生不安心学习，学风散漫。杨荫榆一上任就下决心“整顿学风”，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由于其行事雷厉风行以及个人性格的原因，得罪了一些人，引发倒杨风潮。1924年8月，在北京女师大任教的鲁迅离校。1925年4月，教务总长章士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而其中被开除的许广平正是鲁迅的女朋友。”
如果换掉一些关键字眼，我很难相信这一段是在描述著名的“女师大事件”。看起来整个事件简直只有区区几位当事人，可事实真是如此吗？不妨看看关于北师大事件的一些经过：

女师大事件本身的性质和定位问题，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纷纷，但是像这样简单归结为几位当事人的个人恩怨，未免有些失之简单粗暴。何况，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许广平在1925年5月被开除时就已经和鲁迅确定恋人关系的说法，这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最后一句，是作者的无心疏漏呢？还是别有用心的深文之笔呢？
而且，这一段通篇看来，似乎杨荫榆是无依无靠一心只为端正学风的弱女子，许广平是背靠大树有恃无恐的“害群之马”。但不要忘了，杨荫榆有堂堂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背书，有陈源等“正人君子”在报章上助威，还能倚靠强力部门驱逐和她作对的学生；鲁迅能舌战陈源之流揭穿他们的伎俩，能对章士钊公器私用的解职令进行抗辩，但他面对前来驱逐学生离校的“接收委员会”还是无法改变既成事实。即使是执政府这样脆弱得罕见的国家机器，也不是区区几位名流所能抗衡的。
往深了说，杨荫榆和许广平两人背后的政治势力，究竟哪个更清白哪个更高尚，恐怕也不是几句话能讲的清楚吧？只是当时的人们更愿意对被校长“指使打手们强拖出校”的女学生报以同情，现在的人们更愿意对“鲁迅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段子津津乐道而已。
与女师大事件的轻描淡写移花接木相比，这篇文章对杨荫榆被日军枪杀的经过倒是浓墨重彩。我没有怀疑杨荫榆的死怀有民族气节，我只是奇怪，她的殉国和几年前就已作古的鲁迅有什么关系？她怀有民族气节而死，所以她被鲁迅的文章“黑了近百年”就是有失公允，这又是什么逻辑？
我想起了张家父子，因为西安事变，张少帅成了“民族功臣”，所以他老子张大帅也父凭子贵，在各色段子中成为伍豪之后又一位凭借机智巧妙捍卫国家尊严的传奇人物，张作霖是否说过对日本人“寸土不让”我不得而知，可他的手上没有沾过哪个日本人的鲜血，反倒沾着李大钊邵飘萍这些中国人的鲜血，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
从最凶恶的反动军阀到有情有义为国为民的真豪杰，张家父子的转变虽奇，但比起女师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来说，还是自愧不如。鲁迅虽然预言过，章士钊有一天也要来革命，可是，当年“整顿学务”“迫害进步青年”的老虎总长，几十年后摇身一变成为伟大导师的座上宾，这恐怕也是鲁迅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篇文章收尾一段是这样说的：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家和社会需要鲁迅这种人，有独立思想，虽有失于极端，也能推动时代发展，所以应允许并尊重这种人存在。但是这类人往往过于极端不重视口德，易引起人事积怨和社会矛盾激化，同时缺乏宽容的智慧，当这种偏激的缺乏长远智慧的人占据主流话语权时，往往会将国家和社会越骂越乱，引向更加可怕的无尽深渊。”
我可能没有搞懂所谓“宽容的智慧”，我也不知道有谁（包括这位作者自己）能够拥有这种智慧，我只知道，社会矛盾激化不会是几个人极端不尊重口德引起的，国家和社会更不会仅仅被任何人“越骂越乱”，被骂声“引向更加可怕的无尽深渊”。
正如鲁迅所说，孙传芳不是被几首诗给骂跑的。同样，十年浩劫也不是姚文元之流动动笔杆写出来的。真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另有其人，那些看似靠着笔杆子就能呼风唤雨的，不过是比同行的嗅觉更加灵敏而已。
鲁迅自己说过，他并没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可在他死后多年，有些人将他塑成判官一般的神像，以他的只言片语来左右很多依然健在的鲁迅同时代人的荣辱祸福；而那些鲁迅生前嘉许过的青年们，大多也早早淹没在斗争的洪流之中。
这一切，是鲁迅的责任？还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责任？回顾近百年来围绕鲁迅的种种争论，不由得让人想起郁达夫在《怀鲁迅》中那句激愤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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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在书店里不可能想到这么多，只有几个不太清晰的念头，楼上这些内容是将后来的展开加以整理的结果。
在书店里还发现了纸盒装的王小波全集，五颜六色的封面，线扎的装订，看起来确实很特立独行。可是纸张手感似乎没有我买过的普通硬装本好，我也没有打算再买一套，只是抽出两本翻了翻。
既然从鲁迅说到王小波，我们不妨请回暂时消失的精灵，继续从雨的角度着眼。
王小波的文字中雨出现最多的应该是《黄金时代》和《万寿寺》，这两本书中的雨都是来自热带的，充沛的雨水意味着大自然的生机勃勃：
“整个雨季里，薛嵩都坐在那间新建的草房里，在柚树的旁边，烤着牛粪火画图。从柚树砍断的一端不断地流出绿水，不顾外面降落的雨水，草房里温暖如春。有好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此时雨季已过，原野上到处是泛滥的痕迹──窄窄的小河沟两边，有很宽的、茵茵的绿草带──再过一些时候，烈日才会使草枯萎，绿色才会向河里收缩。此时草甚至从河岸上低垂下来，把土岸包得像个草包。渠平沟满，但水总算是退回了河里。红线就在小河里摸鱼。踏站在水里，双手在河岸下摸索，因为鱼总呆在岸边的泥窝里──水面平静，好像是一层油；河也不像在流动。这是因为雨季里落下的水太多，只能慢慢地流走。”
不过比起纯粹属于大自然的雨，我还是更熟悉城市中的雨。王小波笔下的城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红拂夜奔》的洛阳城，虽然他在描绘这座城市的时候提到雨的次数似乎并不算多。
《红拂夜奔》中的风尘三侠走在离开洛阳城的路上，就是雨后的天气，本来尘土飞扬的大路被雨水变得像是洛阳城中的街道。看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书中的洛阳城分成两个部分，泥水飞溅的洛阳城和石头铺成的洛阳城。前一个洛阳城街上泥水横流，行人必须拄着长长的拐棍穿过；后一个洛阳城是一座石头花园，没有一寸土地露出来。一开始，男主人公李靖生活在泥水的洛阳城，女主人公红拂和男二号虬髯公生活在石头的洛阳城。
不知道为什么，在构想他们生活在洛阳城中的时候，我总是认为那些情景多半是发生在雨天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
“李靖他们住在洛阳城里时，这里到处是泥水。人们从城外运来黄土，掺上麻絮，放在模版里筑，就盖成了房子。等到房子不够住时，就盖起楼房，把小巷投进深深的陰影里。洛阳的大街都是泥的河流。那时候的雨水多，包皮铁的木车轮子碾起地来又厉害，所以街上就没有干的时候。泥巴在大街上被碾得东倒西歪，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小山脊，顶上在阳光下干裂了，底下还是一堆烂泥，足以陷到你的膝盖。那些泥巴就这样在大街上陈列着，好像鳄鱼的脊梁。当时的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那是一对带有歪杈的树棍，出门时扛在肩上，走到街边上，就站到杈上，踩起高跷来。当时的老百姓都有这一手，就像现在的老百姓都会骑自行车一样。”
李靖很怀念那座泥水的洛阳城，怀念他在小屋子里点着麻油灯绞尽脑汁把代数几何编进春宫画册里的夜晚；怀念他穿着黑绸子长袍，嘴里嚼着蜜泡的老牛皮，拄着两丈高的双拐走街串巷的日子。即使他住在自己亲手设计的长安城，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卫公，他依然觉得自己没有在洛阳城的时候快活。
虬髯公也很怀念那座石头的长安城，怀念他在杨府那栋窗上镶着云母片的石头房子，怀念他在杨府吃过的面片汤，怀念他和红拂相处的日子。即使他成了扶桑国的国王，要有多少女人就有多少，他依然会跟他的嫔妃们谈起他在杨府的生活和他单恋过的红拂。
李卫公和虬髯公最大的区别，就是前一个只会装神弄鬼，后一个会真正的改造自己。李卫公生活在长安城里却一门心思想要逃出去，在外装痴呆不理政事；虬髯公却真正改造了自己，不再去想红拂，石头房子和面片汤。
红拂跟他们都不一样，她不怀念杨府的生活，不怀念她裹着长头发泡在橡木桶里洗头的时候，她怀念的是她和李靖躲在洛阳城的菜园子里的日子。虽然这段时间她吃得是烂糟糟的茄子，喝的是轻微尿臊味的井水，睡的是茅草，她依然怀念。
我可以想象李靖匆匆跳下长拐一边躲避屋檐下的雨水一边走进李二娘的店铺或者土耳其浴室；我也可以想象红拂洗完头后躺在石头床上看着窗外的细雨等老妈子帮她从头发里择出来；虬髯公不顾身上湿漉漉的衣服奋力吃着面片汤，不时从装汤的木桶中抬起头来偷看远处贵客旁边的红拂。但我很难想象，在长安城的雨天这样的背景中，关于他们任何一位的故事。
李靖设计的长安城，大道是黄土铺成的。从早晨到夜晚，总有些穿着黄褂子的人站在路边上，用铲子往路面上撒黄土，再用长把勺子洒上水，然后用碾子碾平。从这个城门到那个城门，每个角落都碾得平平整整，寸草不生。夏天下起了猛雨，积水都不知自己往那边流才对，经常平地积起一尺多深，但是等雨停了之后，整个长安城里没有一个水洼，而且城里也没有杂草，故而夏天城里一只蚊子都没有。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城市里，雨天也没有什么意思。
而在李靖装傻之后的长安城，“大街小巷都铺上了石板，好像一些乌龟壳。大街两面都是铺面房，那种房子正面都是木头门板，年代一久，被油泥完全糊住。屋檐几乎要在街面上空汇合，所以街上非常之暗，只有铺街的石板上反射着一点点天光。”“偶尔有一个妓女，穿着短得不像话的裙子，露出了洁白无疵的两条腿，踏着钉了铁掌的木屐从街上快速的跑过”。
这样的景象，我倒是觉得有些雨后的感觉，湿漉漉的石板、钉着铁掌的深色的木屐、与它们相映的白皙修长的双腿（可能微微有些起栗因为雨后的寒意），这才真正是属于《红拂夜奔》中的长安城的雨后记忆。
为什么李靖这样一生都在追求趣味的人，最大的成就是设计了一座毫无趣味可言的城市？这是王小波抛给读者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吊诡，不过只要下一番工夫思索，应该不难得出自己的答案。
《万寿寺》里也有长安城，那是一座很美的城市，拥有爬满藤萝的精致的城墙、碎石铺成的小径、纵横交错的水道和架在石拱桥上的装有黄杨木窗棂的水榭。但是，那座城市是属于雪的，属于松软的雪花和漫天的雪雾，所以在此就不多介绍了。

王小波最后一次写到雪，是在他的遗作《黑铁时代》里。说实话，我也是直到去年才知道《黑铁时代》有好几种版本，可能是王小波在《万寿寺》之后再次对“一个故事尽可能多的写法”的大胆尝试，很可惜，这次尝试不会有结果了。
红拂夜奔》长安城中的意向在《黑铁时代》中再次出现，虽然这次即使在书中的世界里也是虚拟的：
“在那条黑色的小路两旁，堆着翻卷的积雪。在小路尽头出现了街道，雪地上的一道污渍接上了一条乌黑油亮的石板路。”
“在漫天的白气中，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有个女孩朝他迎面走来。她披着一件短短的黑斗篷，斗篷下露出了两条洁白的腿，迈动得飞快。她脚下穿了一双厚厚的紫色木屐，但紫色不是木头的本色——所以她的脚跟也被染得通红。这个女人走过之后，在街面上留下了一股香气，走在路上的男人在这种气味里愣住了。他转过身去，看这女孩的背影，结果看到了她屐底的铁掌留在石板上的一溜火星。那条石板路像融化的柏油一样平静，上面映着雪天翻腾的灰色云朵。这个男人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沿着黑暗的小路继续前进，到一间灰暗的铺子里买鹅毛；或者沿着相反的方向，追随那双洁白的腿，还有被染红的脚跟。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所以这两种可能都发生了。”
黑铁公寓，大概是王小波笔下的世界中比较压抑和阴沉的一个。虽然王小波说过他不喜欢读张爱玲的小说，可是黑铁公寓的环境总是莫名让我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的里弄；当然，黑铁公寓里的故事和张爱玲小说讲述的故事，可是完全两样的。

同为文青们经常称道的作家，张爱玲似乎比王小波对雨更加亲近，在她的文字中雨可以说是一位相知多年的老友，多少离合悲欢，恩怨情仇，仿佛都是一番雨打风吹去。
“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这句话，大约是张爱玲关于雨的文字中最著名的一句了。独倚高楼红袖女，雨打梨花深闭门。此情此景，千百年来吟诵的人真是不知有多少，哪怕是对唐诗宋词再淡漠的人，对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总不会陌生。不过呢，张爱玲之所以只有一个，就在于属于她的天才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不要忘了，我们印象中那个张爱玲，那个为如今的文青们提供了多少掌故的张爱玲，年纪并不比现在的我们大几岁，《倾城之恋》上演时的张爱玲，不到二十五岁，她和胡兰成正式分手时，也只有二十七岁。
不知不觉又扯远了，回到“雨”这个主题吧。篇幅所限，在此只引用一部分张爱玲散文中和雨有关的片段。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
现在的人们，雨天回家时发现忘了关窗户，恐怕不会有兴致去感受风声雨味欣赏雨后风景吧？何况，张爱玲写下这一段，是在一九四三年的上海，一座恐惧的阴霾无处不在的城市。
要说张爱玲对这种恐惧的阴霾并不在意，那可就错了。她在稍后的另一篇散文中，记录了有次空袭时她的心情和思绪：
“久已忘记了这一节了。前些时有一次较紧张的空袭”
“我忽然记起了那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放在热水汀上的一块玻璃板上，隐约的照见热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个小箭头指着"开"，另一个小箭头指着"关"，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曾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呀！”
“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从前，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边，就要去睡觉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可是我真可笑，用铁钳夹住火杨梅似的红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灿烂地大烧一下就没有了。虽然我马上就要去睡了，再烧下去于我也无益，但还是非常心痛。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欢的。”
在这样的夜晚里，张爱玲说她做了一个梦：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
我总觉得，一个人在空旷或者陌生的环境中感受到孤独，那是再普通不过的；而在和亲朋好友欢宴达旦或是在新婚燕尔与伴侣共眠时感受到的孤独，才是真正无法言表的孤独。同样，在火盆轰轰烤过的屋子里，梦中大点大点扫向身上的冷雨，才称得上刺骨的寒意。
不只是梦中的雨和现实生活中的雨，张爱玲还常常用雨来描绘别的事物，比如说：
“许多小房间，许多人叮叮略略弹琴，纷纷的琴字有摇落、寥落的感觉，仿佛是黎明，下着雨，天永远亮不起来了，空空的雨点打在洋铁棚上，空得人心里难受。弹琴的偶尔踩动下面的踏板，琴声连在一起和成一片，也不过是大风把雨吹成了烟，风过处，又是滴滴答答稀稀朗朗的了。”
“至于蓝布的蓝，那是中国的“国色”。不过街上一般人穿的蓝布衫大都经过补缀，深深浅浅，都像雨洗出来的，青翠醒目。”
很难想像，一个对雨没有细微认知和复杂情感的人，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景象：
补丁和油污装饰的蓝布棉袍和一顶看不出底色的棉帽，是起早贪黑的小生意人；油纸伞下一袭浅得发白的蓝布大褂，是踽踽独行的落拓文人；黑布伞下一身折得棱角分明的西装长裤，可以是匆匆忙忙的洋行领班，也可以是优哉游哉的职业“白相人”；黄包车挂起的油布蓬里，是你侬我侬的多情男女；小轿车的挡风玻璃后，是位居城市顶峰的“大亨”和“要人”。雨在有轨电车摇动的风刷前，雨在散发撩人香气的起士林咖啡馆的橱窗外，雨在大世界五光十色霓虹灯的映衬下，雨落在繁忙的外滩，雨落在喧闹的闸北，雨落在这十里洋场的每一个角落。
历史年表里那个年代的上海，名流回忆录里那个年代的上海，往往只是浮光掠影，因为这些故事的主角大多只是上海的过客，真正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上海气息的，我们熟悉的大概也只有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了。
毫无疑问，张爱玲才是真正属于那个年代的大上海，她笔下人物的一颦一笑，都是那个年代的艳阳高照风雨凄迷。那个风雨飘摇中的大上海，后来的人们无论再怎么追慕，也只能承认，那是只属于浮华乱世的，不可复制的传奇。

去年圣诞节那天，逛了半天书店，最后只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译林出版社版本的《发条橙》，橘黄色的封套上铅字般质感的“A Clockwork Orange ”非常显眼。
翻开书本，作者自己的引言第一句说得很直白：
“我的《发条橙》于一九六二年初版，现在时间已过去很久了，久得足以为世界文学界所忘却了。然而，它拒绝被忘却，这主要归功于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
我初次看发条橙的电影，还是在四年前，当时我对这部电影大约是有些隔膜，看完后也只是发帖简单吐槽几句。当时的吐槽现在还有印象的，大概就是：
看到亚历克斯边抽送边歌唱 Singing in the rain 的时候，下意识想到空境里干也和式在门廊下避雨，干也哼着调子，式闭上眼睛略侧着头倾听的画面。
前面提到了发条橙的英文标题，于是想到空境的副标题：the Garden of Sinners
这个标题，结合空境的内容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用来概括发条橙，意思就是再直白不过了。
发条橙的世界，就是名副其实的罪人的乐园。

我所说的罪人，可不只是主角亚历克斯和他的弟兄们。
是的，他们活像是罪恶的精灵。看看他们吧，他们要找点乐子的时候总是全副武装：
脸上蒙着精致柔软的面具，特殊塑料做成的；紧身裤下是“非常坚硬爽快”的长筒靴，踢起人来很带劲；当然，少不了上好的直柄剃刀和弹簧刀，他们很少让他们的刀子离身，仿佛随时准备来一下。
剧中亚历克斯的正面特写，歪戴着的圆礼帽下粗长的假睫毛，和那放射线一般摄人心魄的眼神，构成了电影史上一个经典形象。
他们在剧中穿的是白色紧身服，如果按照原著中黑色紧身服罩束腰夹克的打扮，将他们称作黑夜的孩子，大概很少有人会不赞同。
是的，夜晚是他们的。夜幕降临时，他们聚在奶吧里，畅饮过掺过各种丸药的牛奶，沉浸在迷离与朦胧的幻境之中；午夜将至，他们在大街上游荡，渴求红红的鲜血，不管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几乎无所不为。无论是欺凌无助的老人，抢走他们口袋里的每一张钞票；或是洗劫被他们挑中的一户人家，顺便好好折腾受害者一顿；他们在夜幕下不是对着男男女女施暴，就是挥舞着刀子和链子自相残杀。
暴力对他们而言，就像面包和盐一样不可或缺。看看亚历克斯吧，当他躺在自家的床上，听着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乐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景象呢？他提起靴子踩踏许许多多皱巴巴乞怜的面孔；或是把赤身裸体，神志恍惚的姑娘压到墙上，在她的尖叫声中猛烈冲刺。
是的，他们是这罪恶的交响乐中最尖锐的一段乐章，但不是最沉重的。
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一点不比他们在夜晚的所作所为逊色。

是时候谈谈发条橙中的雨了。
尽管几次重要场景都是阴冷昏暗的天气，可在原著中直接描述的雨只有一次。是在第三部，也就是亚历克斯出狱以后。
“过了一会，我感觉到疼痛无比，天开始下雨，冰冷冰冷的。四顾无人，连房屋灯光也没有。”
“我被冰冷的雨水湿透了，服装不再时髦，而是挺寒渗的，可怜极了；一头秀发变成了脏兮兮黏糊糊一团糟，在格利佛上摊开，脸上也肯定到处是伤口和挫伤乌青，舌头一舔，发现几颗牙齿松动了。我全身酸痛，口渴难忍，所以不断张口喝冰冷的雨水，早晨本来吃的不多，又是一天没吃没喝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王小波《万寿寺》中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主角“我”从失去记忆到逐渐找回记忆的过程。假设我们的亚历克斯此时也失去了记忆，他在雨中艰难挪步寻找一个歇脚的地方的时候，大概会想些什么？
【我为什么会挨揍？我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我没有可以回去的家吗？】
这几个问题应该多数人都会想到，有些人可能还会想：
【我先前到底做过些什么？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
让我们顺着这些问题，看看在亚历克斯的身上都发生过什么：
一两个小时前
“出来呀，亚历克斯仔” “领教一点当场惩处吧。”
亚历克斯曾经的对头比利仔和曾经被他轻视的同伴丁姆，正在对他们憎恶的对象拳打脚踢，就像他们以前一直想做的那样。
不同的是，现在他们的身份是警察，每一记拳脚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的惩处，而亚历克斯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躺在地上，任由自己被揍得遍体鳞伤。
半天前
“让他走，找地方住去，让他接受行为不轨的教训，这样的坏蛋不配拥有天生的好父母。”
亚历克斯出狱后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房间住着一位五大三粗的陌生人，看上去和他的父母差不多年纪；而自己的父母明显更愿意留下这位房客，而不是他们的儿子。出狱后的亚历克斯只能接受自己被扫地出门的事实，掉头而去。
两周前
“不不，孩子，你必须把一切交给我们。而且要愉快从事。”
短鼻子上架着厚厚的眼镜的布罗兹基大夫拍拍亚历克斯的肩膀，语调欢快又轻松，仿佛是在劝他参加社区的板球队。
“要给你的手臂打一针，一切会好起来的。”布拉农大夫对躺在床上的亚历克斯说，看起来十分善良友好。
“电灯亮了，我坐在那儿，格利佛就像制造痛苦的庞大发动机在噗通噗通直跳，嘴巴干涩，唾沫不少，感到可以把断奶以来吃过的每一口食物呕出来，弟兄们哪。‘好吧，’布罗兹基大夫说，‘可以把他送回铺位了。’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啊，好啊，很好的开端，’满脸笑容啊，接着他摇摇摆摆地出去了，后面跟着布拉农大夫；可是，布拉农大夫朝我很哥们而同情地笑笑，仿佛他与这一切无关，跟我一样身不由己。”
“每天，电影都是大同小异，全是拳打脚踢，红红鲜血从面孔和身体上滴下，溅得满镜头都是。通常是穿着纳查奇时装的狞笑着的男孩子，也有嘿嘿窃笑的日本折磨者，或者凶残的纳粹踢人者和射击手。日复一日，恶心、头痛、牙痛，厉害厉害的口渴，生不如死的感觉正在变本加厉。直到有一天早晨，我试图通过掉头撞墙，一撞撞到不省人事，来击败这些杂种，可是结局却是，看到这种暴力颇像电影中的暴力，我感到恶心，所以反而精疲力竭，听凭他们打针，照样推走了事。”
“当然，布罗兹基大夫是个奇才，你身上所发生的，就是健康的人类有机组织注视恶势力、破坏规则运作时的正常反应。你正在被造就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布拉农大夫以非常神圣的口吻说着，同样是满口白牙的笑容。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亚历克斯的那个教育辅导师德尔托，他在狱中的那些狱友们，在审讯室里轮流痛揍亚历克斯的那些年长一些的警官们，以及那些一边喝酒一边念叨着“小伙子们，没有离开半步，上帝保佑他们”的老太太们。
如果再仔细想想，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亚历克斯出狱前和出狱后的世界，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自己的身份变换了一下，从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
回到雨中的场景吧，亚历克斯还是找到了“家”，当一个人又冷又饿全身湿透地在雨中蹒跚时，温暖的灯光、噼啪噼啪燃烧的壁炉，洗个热水澡后换上烘好的衣服，吃上热乎乎的饭菜，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
当然，亚历克斯很快就发现，这些和布罗兹基大夫那里的丰盛饭菜一样，代价比自己想象得高出太多。在布罗兹基大夫和那位一手倡导路氏技术的新任内政部长眼里，亚历克斯是各方面条件具备的上好的试验品；而在收留亚历克斯的F·亚历山大和他的同志们眼里，亚历克斯是活的见证，是推翻现任政府的绝好武器；必要的时候，也不妨轻轻推一把，让他变成“自由事业的烈士”。
毫无疑问，亚历克斯是有罪的，他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同样有罪。或者可以说，这个世界就像一口被开膛破肚的肥猪，浸泡在充满血红色的罪恶的大缸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潮腥的热气，大大小小的苍蝇，围着这口大缸，嗡嗡地转着。
“‘不能这样跟母亲说话的，儿子，’爸爸说。‘毕竟是她把你带到世上来的。’”
“‘对，’我说，‘而且是又脏又臭的世界呢。’”

另一部电影有句著名台词：“上帝就在雨中”；可在发条橙的雨中，我们很难找到上帝的所在。
不止是在雨中，即使是在教堂里，在教诲师讲道的圣坛上，上帝与我们的距离似乎同样遥不可及。
教诲师面对讲坛下的囚犯们，只能靠渲染地狱的恐怖和警卫们的大棍子来保证讲道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亚历克斯在圣经中，同样只看到记述着几千年前的罪恶：亚伯的鲜血汩汩流过该隐的双手，滴落在土地上；拿伯被砸死的躯体倒在大街上，野狗们争相舔舐他破碎的头颅；苏珊娜刚刚出浴的身躯奋力撑拒着，迎面是二位长老贪婪的目光；莎乐美凝视着盘中施洗约翰的头颅，她的母亲希罗底站在一旁，笑意盈盈。
他合上福音书，闭上眼睛，想到的是他自己穿着古罗马的盔甲，正在鞭打那背负十字架的人。
书中这位教诲师，大概是全书中仅有的始终对亚历克斯态度和善的人物，他身上散发着所谓神粮般的浓烈气味，那些形形色色的罪孽似乎和他绝缘，书中关于自由意志——全书的核心命题的主要论述也是通过他的口中讲出来的。
可是，这些能够说明他比书中其他人更加接近上帝吗？只怕未必。
我们可以看到，教诲师对所谓一劳永逸让人弃恶从善的“路氏技术”并不赞同，他也对亚历克斯说过“善心是选择出来的，当人不会选择时，他就不再是人了”；可是当亚历克斯被挑中要去试行“矫正疗法”的时候，他对亚历克斯反复说的却是：“有一件事我要你领会，就是这一切和我无关。”“我祈祷，你心里请千万不要对我怀有恶意，认为我与即将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瓜葛。”
很明显，他很清楚等待着亚历克斯的会是什么，但他所做的只是在后者面前极力撇清自己。他需要维持和巩固他在监狱宗教界的地位，为此他不能和“路氏技术”背后的大人物们闹僵，即使这意味着默认一个人被剥夺了道德选择的权利。
他明知罪恶在他的面前发生，可他所做的，只有痛饮烈酒和自我欺骗；他虽然一直在宣扬上帝的福音，可最终他的所作所为还是和彼拉多没什么两样。
或许正如开头那位醉酒的老人所说，既然人类自己都抛弃了这个世界，上帝又为什么要去眷顾它呢？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谈《发条橙》这本书的标题本身了。
“发条橙”的含义，作者在引言里说得很明白：
“我这样认为，是由于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
自由意志本身的被认识和尊重，作为全书所探讨的一个主旨，作者自己多次提及过。比如书中借教诲师的口说出的：
“上帝想要什么呢？上帝是想要善呢，还是向善的选择呢？人选择了恶，在某个方面也许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
还有附录中解释这本书由来的一句话：
“我感觉这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哲学或者神学的基础——青少年的自由意志能够在善与恶之间作选择，尽管大都选择恶；通过科学手段的调节，人为地消灭这种自由意志；而这种行为在神学意义上是不是比自由选择做恶更大的恶呢？”
关于《发条橙》这本书的结尾，各种解读都有，我个人是倾向比较悲观的解读：亚历克斯自始至终都是发条橙，“路氏技术”某种程度上只是将他体内的发条重新校准，他最后与其说是自我选择向善，不如说是认识到自己身为发条橙的命运之后无可奈何的妥协。
“我儿子，我儿子。等我有了儿子，一旦他长大懂事了，就要把这一切跟他讲。但我知道，他不会懂事的，或者压根儿不愿意去懂，一意孤行要去重蹈我的覆辙，直至杀害与猫群相依为命的可怜老太婆，我实在无法加以制止。而他呢，也无法制止他的儿子去作奸犯科。如此周而复始，直到世界末日。周而复始，就像某位巨人，就像（柯罗瓦奶吧所提供的）上帝本人，用巨手转着一个又脏又臭的甜橙。”
当然，我现在知道，自由意志优先论只是众多假设中的一种，其他的解释可能更令我们感到沮丧。只是，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使这种权利本身可能只是变相的心照不宣的谎言，也比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被布罗兹基大夫们用针剂和药物随时调试修正强上千百倍。
正如王小波所说：“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我离开书店，坐在公交车上，望着街道旁边商家摆出的圣诞树和橱窗上贴着的圣诞老人。车流缓缓行进，灯光映在雨后的路面上，仿佛被无形的画笔蘸水化开的颜料，还没有勾勒出具体的轮廓，只是弥散着，如烟如雾。
张爱玲说过：“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在车上的我，头脑中一些朦胧而灰暗的思绪，不动声色融入这道河流，如同一滴墨落入盛满清水的玻璃缸中，不一会就氤氲开来，将一缸清澈搅成混浊。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呢？前年呢？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呢？
曾经的记忆，在一个又一个淅淅沥沥的梅雨季节里，有如抽屉里的旧照片一张张泛黄，有如黄土窑里的壁画一片片剥落。
不妨设想一下，雨天的午后，偶然翻出一两张旧唱片，兴致勃勃地装进唱机插上唱针，期盼听到曾经令自己低回不已的旋律。
可是，听完以后总感觉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感。
是天长日久，潮湿和灰尘影响了唱片的质量？还是当初的那种感觉再也找不回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几千年前的空气，似乎比现在更多几分清新质朴，今时今日，不停歇的雨水总是让人想到潮湿和霉烂。
今时今日的世界，和几年前的世界也是全然两样了。
回首再看旧日的世界，有如沙滩上堆砌的城堡，即使没有雷霆暴雨，狂风恶浪，一波又一波潮水的缓慢侵袭，也足以让它倒塌。
只是，这一切真的来临时，我们总是没有做好准备。
以前我感叹过“一切都越来越荒诞了”，当时我感觉到的，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现在，千百倍的荒诞正在不间断地上演，以前只在都市传说和讽刺寓言里看到的故事，连做噩梦也不曾梦见过的故事，正在一桩桩一件件摊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被反复涂抹和粉饰后被人们遗忘。而此时此刻，我已经无心也无力感叹什么了。
那个熟悉的世界，那个话语本身没有被如此扭曲被如此肆意涂改的世界，那个人们还相信些什么在乎些什么的世界，正在我的脚下，寸寸融解，有人或许会说，我们将会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新世界，但在我的预期，可能很长时间我们面对的，只有泥泞和污秽。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虽说如此，镜中的自己，也是越来越陌生了。
自我轻视和自我厌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程度。曾经执迷的偏好，曾经倾注的情感，几乎无一不在零落成尘。
逃避仅仅是空虚的开端，偶尔感受到无处可逃也不算什么。真正的空虚，每分每秒都在感受到自己无处可逃，却又无计可施，只能眼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往不可知的方向跌落。
“怎样都好啦，已经无所谓了”成为仅剩的一句自我麻醉的话语。
曾经的我在虚无的环境如鱼得水，“它寂静如夜，甜蜜如糖，醇如酒”。
如今无限的虚空正在四面合拢，我正在被四面厚重的砖墙不断挤压着，眼看着头顶上也在缓缓压下，逐渐在这虚空的牢笼中窒息。
我从未如此渴求，渴求一道光，照亮这虚空，凿开这牢笼。
当然，也许所谓的牢笼并不存在，我所渴求的，是能让我的思绪摆脱湿冷的温暖，因为我的头脑里似乎堆满了被洇湿的经卷，上面的字迹早已湮没不清，只有大片大片晕染的墨色。

五年前，我曾经构思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亵渎中那些不曾被亵渎的》。
当时的构思中，文章的着眼处，或者说根据小说原文展开的角度有三个，
分别是 信仰、希望、爱。
那篇文章最终没有写完，现在想来反而有些庆幸。
因为我现在明白，我对这三者从来都是一无所知。
当时自以为可以借此谈谈自己对这三者的看法，现在看来，实在是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
不过呢，既然已经提到了，这次还是有必要稍微展开一下。
长篇大论越来越不擅长，还是举几个譬喻说明一下吧， 反正这篇文章都写到这么长了，譬喻再多几个也没关系。